1991年，大特務徐遠舉的女兒訪問大陸：我父親究竟怎么死的？

1991年2月的北京站臺，寒氣裹著汽笛聲鉆進衣領。拖著箱子的中年女子徐繼紅先看了眼懷里的舊照，又抬頭尋找接站人。照片邊角卷起，背面潦草寫著“功德林”“文強”兩行字，像是多年未解的扣子，越攥越硌手。

她此行只有一個目標——換來一紙正式的死亡證明。沒有那張紙，臺灣方面的撫恤程序寸步難行。可對徐繼紅而言，更要緊的，是把十八年前那段諱莫如深的情節拼回原貌：父親徐遠舉，到底倒在怎樣的結局里？

橫跨半個世紀的謎團得從1914年說起。那年秋天，湖北大冶的苦力街頭多了個清瘦少年，他就是徐遠舉。家境清寒，卻偏要闖出名堂，十八歲孤身跑到廣州，考進黃埔軍校第七期。槍聲、號角、操典，熬出一身狠勁，這是他后來覆水難收的開端。

槍法學成，他又鉆進戴笠在南京辦的特訓班。教官們不講兵法，只教盯梢、破門、行刑。徐遠舉悟性高，行動里帶著狠辣，被調往上海站見習。那時軍統在法租界暗潮洶涌，他拉上和自己最投緣的沈醉，一口氣跑遍弄堂酒肆。兩人相見恨晚，可戴笠一句“此子心術太深，放到西藏練練”便把他遠派藏區。

表面是貶謫，實則另辟戰場。西藏地廣人稀，特務更顯眼，徐遠舉卻靠著山路穿行和察言觀色的本事，很快闖出口碑。1945年，他的名字被毛人鳳記下，調重慶，出任綏靖公署第二處處長，專司剿共。他的利刃第一次真正出鞘，上海的街頭記得他，江湖也惦記他。

《挺進報》案最能看出這把刀的鋒利。1948年春，他鎖定這張地下黨機關報，一道密令下去，郵路被截、書店被翻、江面封船。抓到的紅色交通員盛超群死不吐口，連弟弟被綁來刑訊也不改口。氣急敗壞的徐遠舉親手批死，鮮血浸透了西郊的荒墳。后來有軍統老資格搖頭嘆息：“這一刀太重，砍到自己腳面上。”

時間推到1949年11月。重慶行將易幟，西南特區保密局里一片慌亂。徐遠舉勒令：“白公館、渣滓洞不留活口！”短短一晝夜，一百六十余名革命者被殘害。兇名至此坐實，甚至讓毛人鳳都心驚，不再愿為他擔保撤臺。

重慶起義，追兵在背，他倉皇撤到昆明，卻被盧漢起義部隊拿下。鐵門合攏的那一刻，昔日的風云人物忽成籠中囚。他被關進白公館，恰是自己昔日的刑場，諷刺得讓守衛都不敢多看他一眼。

1956年冬天，他與沈醉、周養浩等移押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外界稱這三人是“軍統三劍客”，此刻卻需同吃粗糧、共做針線。剛來時，徐遠舉桀驁難馴——批評他，他就拍桌子；談認罪，他就冷笑。幫教干部幾度碰壁。一次集體討論，文強當著百人戳破他：“殺了幾百條命，還想端什么架子？”場面一陣死寂，徐遠舉低頭，那是他第一次沉默。

沉默之后，他一頭扎進書里。《資本論》三卷，他硬是啃完，旁批密密麻麻。勞動車間里，他搶最重的活，掄鐵鍬、扛麻袋，雙手磨出厚繭。有意思的是，他還給初來乍到的新戰犯講透“從舊到新”的心得，頗像當年教特務盯梢的教官，只是內容已全然相反。

1960年第二批特赦公布，他作為代表發言，卻沒被赦。目送沈醉、范漢杰踏出大門，他的神情復雜。那夜，他在日記里夾了一片干楓葉，只寫一句：“人各有命，且熬。”

接下來的十三年，名單一波波貼出，他始終榜上無名。有人悄聲議論：“血債太重，怕是要關到老。”他不吭聲，卻越發拼命勞動，像在與命運拔河。

1973年1月19日，北京迎來入冬最凜冽的一場寒潮。傍晚，徐遠舉和縫紉組因返工起了爭執，火氣往上躥，他拂袖而去。深夜，他執意沖進無熱水的澡堂，涼水嘩啦落下，守夜人只聽到“咣當”一聲悶響。再見時，徐遠舉臉色灰白，癱倒在床。醫生到場判斷高血壓并發腦溢血，必須緊急送醫院。審批流程卻層層遞簽，延誤了一夜又一晨。1月21日上午，復興醫院下達了不可逆的病危通知，年僅五十九歲的“重慶魔鬼”生命線就此劃句點。

噩耗經管理所上報國務院，周恩來總理在批示上只留一句：“究因何延誤？”追查結果認定為處置不當，但已無法逆轉。

骨灰在京郊安置至1981年，才由妻子帶回漢陽。此后十年，無人再提起他。直到1991年，已移居臺灣的徐繼紅敲開功德林離休干部姚倫的家門。簡短問候后，她遞上一疊申請表格：“請幫我寫清楚日期和死因。”姚倫沉默片刻，執筆在官方抬頭的紙張上寫下：“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腦溢血逝世，未及搶救。”

紙張落印，故事收束。帶著證明返回臺北的徐繼紅，只管完成那筆撫恤的手續。她沒告訴外界，離開北京前，曾在雪夜站在白塔寺外，一聲不吭地望了很久。或許那一刻，她在心里問的已不再是“父親怎樣死”，而是“他為什么一步步走到那條路的盡頭”。

徐遠舉的名字，最終停在歷史檔案里。他留下的，不止是那張寫著“腦溢血”三個字的醫學結論，更是對殘酷歲月的一串冰冷注腳：刀落之地，終有回響；行至絕路，再深的城府也擋不住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