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植系一理財經理被追繳139萬傭金 違法所得如何界定？

2026年2月，北京法院一則判決將中植系案件的余波再次推向公眾視野：

理財經理A退繳139萬元違法所得后，因前同事C拒絕返還14.7萬元分賬傭金訴至法庭，最終法院支持了其本金訴求，卻駁回了利息主張。

這起看似普通的民事糾紛，實則是中植系崩塌后，監管追繳、從業者困境與行業亂象的集中縮影。

從2024年3月首次通報至今，這場持續兩年多的追繳風暴已波及萬人從業者、15萬投資者，其背后折射的不僅是單一企業的潰敗，更是中國資管行業長期積累的合規隱患與利益格局的深度調整。

01

追繳風暴升級：從"全面排查"到"二次追繳"的監管決心

中植系的追繳行動從未止步，而是呈現出"范圍擴大、標準嚴格、力度加碼"的鮮明特征，成為近年來金融違法追贓挽損的典型案例。

2024年3月16日，北京朝陽警方首次發布通報，拉開追繳序幕，明確要求涉案人員主動退繳違法所得并公布專屬賬戶，這標志著監管層對中植系違法犯罪行為的正式追責。

同年9月，朝陽經偵在沈陽與債權人代表溝通時透露，北京地區已抓獲162名理財顧問，八大首席全部被抓，邊控人員超千人，初步顯現出案件的涉眾規模與嚴重程度。

11月天津投資人見面會上，監管部門進一步明確"100%完成理顧退傭追繳"的目標，彼時北京已成功追繳非法所得20億元，成為全國執行標桿。

進入2025年，追繳行動邁入"二次追繳"新階段。由于應退繳金額與實際到賬金額差距顯著，相關部門將矛頭直指"從未退繳者"與"象征性少量退繳者"，多地基層理財顧問收到專班退繳電話，大范圍抓捕行動同步展開。

截至2026年2月，北京、西安、成都、沈陽、天津等多地已設立專項工作小組或溝通渠道，形成全國聯動的追繳網絡。

值得注意的是，追繳行動呈現出"周期性推進、全覆蓋無死角"的特點。每一輪追繳后的短暫平靜，讓部分未被波及的從業者產生"上岸"錯覺，但監管邏輯早已明確：只要涉及金額達到追責標準，違法所得的退繳便只是時間問題。

這種"持久戰"式的追繳策略，既體現了監管層"追贓挽損"的堅定決心，也反映出中植系案件"涉案金額巨大、利益鏈條復雜、波及范圍廣泛"的特殊性。

02

傭金糾紛的法律本質：違法所得的界定與從業者的雙重困境

上述139萬傭金糾紛的核心爭議點，直指一個關鍵法律問題：違法金融活動中產生的各類收益，是否均應納入"違法所得"范疇？

案件中，理財經理A與C的私下合作模式在資管行業并非個例：C的客戶掛在A名下沖業績，A按約定分賬47萬余元傭金。

當中植系崩塌后，作為登記銷售人的A需全額退繳139萬元傭金及收益，而C僅認可32萬余元基礎傭金需退還，主張剩余14.7萬元為公司競賽獎勵及返稅款，不應納入退繳范圍。

法院最終支持A的訴求，其判決邏輯清晰明確：無論收益表現為基礎傭金、獎勵還是返稅，只要源于違法金融活動，便屬于法律意義上的"違法所得"，均需予以退繳；而利息訴求的駁回，則進一步凸顯了"違法所得不受法律保護"的基本原則。

這一判決為同類案件提供了重要參照，也讓中植系相關從業者陷入兩難困境。

一方面，部分理財經理面臨巨額退賠壓力，如上海某理財顧問被傳訊后需退賠342.87萬元，退賠態度直接決定其面臨實刑或緩刑的刑罰結果；

另一方面，行業內長期存在的"沖業績分傭金"等潛規則，讓許多基層從業者在不知情或僥幸心理下卷入違法鏈條，如今卻要為過往的違規操作承擔沉重代價。

事實上，從業者的困境本質是行業畸形激勵機制的產物。

中植系鼎盛時期，四大財富公司（恒天財富、新湖財富、大唐財富、高晟財富）員工超萬人，龐大的銷售團隊依賴"高傭金+業績競賽"模式推動產品銷售，單筆100萬以上的定向融資產品得以快速擴張。

這種"重業績、輕合規"的激勵體系，不僅催生了私下掛單、分賬等違規行為，更讓銷售端忽視了產品本身的合規風險，最終在企業崩塌后，將從業者推向了退繳傭金與承擔刑責的雙重風口。

03

中植系的金融帝國崩塌：牌照迷宮與非法集資的風險閉環

中植系追繳風暴的背后，是其精心構建的金融帝國的全面崩塌，而這一帝國的崛起與覆滅，始終圍繞著"多牌照布局+定向融資模式"的核心邏輯。

中植系的金融布局堪稱"全牌照迷宮"：除核心的四家財富管理公司外，還持有或參股五家資產管理公司、六家持牌金融機構，覆蓋信托、公募基金、保險、期貨、私募基金等多個領域。

其中，中融信托扮演著"融資主體+投資主體"的雙重角色，成為中植系資金融通的核心樞紐。通過整合各類金融牌照，中植系得以在一級市場與二級市場多點出擊，構建起看似龐大且多元的金融生態。

但光鮮的牌照布局背后，是"定向融資"模式支撐的非法集資閉環。中植系資管公司主打單筆投資100萬以上的定向融資產品，通過財富管理公司的龐大銷售網絡向投資者募集資金。

這種模式看似面向高凈值人群，實則規避了正規融資渠道的監管要求，缺乏有效的風險管控機制。隨著資金鏈斷裂，這一模式的非法集資本質暴露無遺，最終導致超過15萬名投資者受影響，成為近年來涉眾規模最大的金融違法案件之一。

值得深思的是，中植系的牌照整合本應是合規經營的基礎，卻被異化為監管套利的工具。不同金融牌照對應的監管規則存在差異，中植系通過跨牌照運作，將資金在不同業務板塊之間騰挪，既掩蓋了真實的資金流向，也放大了風險的傳導效應。

當其中某一環節出現問題，便會引發整個體系的連鎖崩塌，這也是中植系案件涉眾巨大、處置難度極高的重要原因。

04

投資者與行業的雙重拷問：兌付焦慮與合規重構

中植系案件不僅讓從業者承壓，更讓15萬名投資者陷入"兌付焦慮"，同時對整個資管行業提出了深刻的合規拷問。

對于投資者而言，最核心的訴求是本金兌付，但現實卻充滿不確定性。

根據經偵部門明確的規則，兌付將按"凈本金"計算，即扣除過往收益后的本金，但具體兌付方案至今尚未明確。

涉案金額巨大、涉及環節復雜、跨區域協調難度大等因素，導致處置工作進展緩慢，投資者只能在等待中煎熬。

多地設立的專班與溝通渠道雖能不定期通報追贓挽損信息，但遠未緩解投資者的焦慮情緒，如何平衡"追贓挽損效率"與"投資者權益保護"，仍是監管部門面臨的重要挑戰。

對于資管行業而言，中植系案件是一場"刮骨療毒"式的警示。

長期以來，部分資管機構過度依賴"高傭金激勵+渠道擴張"的粗放式發展模式，忽視了合規風控的核心地位，導致銷售端亂象叢生：私下掛單、分賬沖業績、隱瞞產品風險等行為屢見不鮮。

中植系的崩塌與后續的追繳風暴，徹底打破了"違規無成本"的僥幸心理，也推動行業進入"合規優先"的轉型期。

監管層面的反思同樣深刻。中植系多牌照布局引發的監管套利問題，暴露了此前跨領域金融監管的協同不足；銷售端傭金制度的畸形激勵，反映出對從業者行為監管的缺位。

在此背景下，加強金融牌照的全流程監管、建立傭金收入的追溯與監管機制、強化從業者合規培訓與問責機制，已成為行業監管的必然趨勢。

05

結語：以追繳風暴為契機，推動資管行業回歸本源

中植系的追繳風暴仍在持續，139萬傭金糾紛這類個案的判決，正在為行業劃定清晰的法律紅線：任何源于違法金融活動的收益都將被追繳，任何違規操作都將付出代價。

這場風暴不僅是對中植系違法犯罪行為的追責，更是對資管行業長期亂象的集中整治，為行業的規范化發展奠定了基礎。

對于從業者而言，此案警示我們：合規是金融行業的生命線，脫離合規的利益追逐終將得不償失。未來，資管行業的激勵機制必須回歸"合規為先、風險可控"的原則，摒棄短期業績導向，建立與合規水平、風險管控能力掛鉤的長效激勵體系。

對于監管部門而言，需以中植系案件為突破口，進一步完善跨領域、跨區域的協同監管機制，加強對資管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監管，堵塞牌照監管漏洞，讓監管覆蓋金融活動的每一個環節。同時，需加快推進投資者保護機制建設，提高追贓挽損效率，最大限度維護投資者合法權益。

對于整個行業而言，中植系的覆滅是一次慘痛的教訓，更是一次重構信任的契機。資管行業的本質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財"，唯有堅守合規底線、強化風險管控、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才能重建投資者信任，實現行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這場持續兩年多的追繳風暴，終將成為中國資管行業從"野蠻生長"邁向"規范成熟"的重要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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