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去世前，曾向康克清透露一項遺愿，因何被康克清隱瞞下來？

1975年8月的海風一改京城的燥熱。朱德登上開往北戴河的列車前，突然收到周恩來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請他在動身前先去西花廳一趟。多年相攜的戰友，一個臥病在床，一個仍在奔走公務，這個短短的會面后來被視作兩位老人對彼此的告別。離開西花廳時，朱德在車門口說了一句別人未必聽得清的話：“北戴河的山，還得再上去看看。”

抵達海濱第三天，朱德照例沿著林蔭小道步行。那條通向東聯峰的小路，他閉著眼睛都認得。他用手杖指著山脊，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康克清說：“如果哪天我走了，能在那上頭找個清凈地方就好了。”康克清只笑著點頭，未置可否。那一句隨口而出的心愿，卻在她心里沉了下來。

北戴河與朱德的緣分始于1949年5月。戰略決戰尚在膠著，中組部先遣組已在此接管空置別墅。六月，朱德因舊傷咳嗽加劇，被醫務人員勸來療養。西山第一樓，很快成了他和孩子們最熟悉的住所。朱德性情隨和，院子里常傳出圍棋聲、童笑聲，附近的首長院落反倒顯得清寂。有人打趣說：“誰要找熱鬧，去朱總那里坐坐準成。”

每年暑假，朱德帶著孫輩來海邊是例行節目。他有個規矩：成績不過關者留京補課。外孫有次數學只得59分，被無情地“留守”。這件小事后來常被后輩念叨，以至于一到夏天，孩子們先掂量試卷再敢收拾行李。

1953年北戴河辦公制度正式確立，別墅區的俱樂部隨之擴建。白天開會，夜里放映《戰上海》《新聞簡報》，小觀眾搶座位，大首長倒是散場早。朱德偶爾留下看半場故事片，他說電影里的硝煙雖然是布景，但能提醒人不忘真刀真槍的年月。

時間來到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病逝。組織擔心朱德承受不住，直到下午才試探性地告訴他“總理病情惡化”。朱德沒聽出弦外之音，還安慰身邊人“好大夫多著呢”。晚上八點，他照例打開收音機，沉重哀樂傳來，他的手微微一抖，杖尖在地板上敲出一下悶聲。三天后的告別儀式上，這位九旬老兵挺直腰板行了一個標準軍禮，那一刻，他的拐杖沒了用處。

周恩來離世后，朱德更是日夜埋頭公事。六月下旬，他本不適合再見外賓，可日程已定，他堅持赴約。不巧的是，對方航班延誤，朱德在空調間里等了近一小時，衣領上涼汗難干。返回住所當晚，他咳嗽不止，被診斷為上呼吸道感染。幾天后出現腹瀉，高燒隨之而來。7月6日下午，病榻前儀器報警聲此起彼伏，朱德在旁人的輕聲呼喚中停止了呼吸，享年九十歲零二個月。

按照早年形成的共識，中央負責同志逝世后統一火化，骨灰進入八寶山革命公墓。康克清在料理后事時，想起朱德那句“放在山上最好”的遺愿。她思忖良久，終究沒有向組織提出。她明白，規矩一旦打破，難免引起議論；更重要的是，朱德生前極重紀律，他若能開口，十有八九也會說：“就按中央規定辦。”

22天后，即7月28日，唐山地動山搖。第一批搶險部隊開拔時，康克清主動請纓，“我想去看看”，理由很簡單：慰問官兵，順道北戴河。列車靠站那天，她沒有驚動地方領導，只帶兩名隨員。站在西山第一樓前，她摸了摸欄桿上的舊鐵銹，又走到那塊眺海的巨石旁。海浪聲依舊，林木卻更蔥蘢，她輕聲說：“老總，我來看你了。”同行者只聽到風吹林梢的簌簌聲。

康克清隱瞞遺愿的背后，還關聯著1956年通過的《關于推行火葬的指示》。文件明確，黨政軍高級干部應率先垂范。當年不少老革命也曾談及土葬，但最終都表態遵循組織安排。朱德對這份文件很熟悉，他在中央會議上說過：“要帶頭移風易俗。”既然如此，康克清選擇沉默，也算護住了朱德的原則。

值得一提的是，朱德骨灰盒安放那天，禮兵扶靈進場，棺衣上繡著他親筆書寫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這六個字，被康克清認為比山上那方清靜地更能代表朱德的一生。她后來對好友悄聲感嘆：“他要的是個心安，而不是風景。”

多年以后，訪客再到八寶山，常會在朱德銅像前停步。但真正了解這段往事的人很少。那座面朝渤海的東聯峰依舊青翠，無碑無墳，只是一片松風濤聲。康克清的選擇，使朱德歸于和眾多戰友一樣的行列；他的未竟遺愿，便融進了山海之間的回響，成為一段溫柔又內斂的私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