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石松：從老年友好到代際共生：中國式居家養老的多維網絡及其運行機制

黃石松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

本文轉載自2月4日住房與社區規劃專委會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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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匯報的題目，看似涵蓋了兩個方面，其實反映了我近期同時參與的兩項課題思考的交匯。

第一個課題是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關注的是從“老年友好”到“全齡友好”，進而深化為“代際共生”的理念演進與實踐路徑。特別是在參與北京“十五五”規劃相關調研時，我們著力探討如何將“代際共生”這一社會目標，有機融入城市更新的空間規劃與治理過程中，以系統應對超大城市中日益顯著的居住分離、職住分離等深層挑戰。這可以說是一個宏觀的社會發展背景與愿景。

第二個課題是教育部的人文社科規劃基金項目，聚焦于“社區支持的居家養老”的研究。從最初機構、社區、居家被視為三種相對獨立的養老模式，到后來我們逐步認識到：社區并非一個獨立的養老方式，居家養老如果脫離社區與社會支持，也難以完全成立。中央政策提出“社區支持居家養老”的概念，正是對這一內在聯系的準確把握，也是“十五五”時期重點構建的方向。這可謂一個中微觀的服務體系與落地機制探索。

這兩個課題，一宏大一具體，一重理念一重實施，看似有所區隔，內在卻緊密相連：它們共同回應著長壽時代與深度老齡化社會來臨的根本性挑戰，共同探索著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如何通過空間重構、治理創新與服務融合，建設一個人人共享、全齡共生的高質量社會。接下來的分享，我將圍繞這一核心線索展開。

一、長壽時代需要什么樣的養老服務

我國自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20年來65歲以上人口占比顯著提升，2022年已整體進入中度老齡社會。隨著長壽時代到來，人口結構與家庭形態正在發生深刻轉變。

2024年北京市人均預期壽命已達到84歲，這意味著家庭結構將從三代同堂演進為四代同堂，“4：2：2：X”模式可能成為常態——即四位高齡老人、兩位低齡老人、兩位中年子女、兩位年輕曾孫輩及可能的其他家庭成員。

在照護模式上，傳統居家、社區與機構的邊界正日益模糊，自我照護、互助照護、機器輔助照護等新形態不斷出現。同時，照護者身份也趨向多元：除專業護理人員外，“老老照護”已被普遍接受；認知癥照護也形成了以環境支持與社會連接為核心的新理念。此外，“孫輩照護祖輩”等代際互助形式逐漸興起，其背后的經濟社會效益已成為值得關注的課題。

與此同時，人工智能技術正在重塑養老服務形態。年輕人不愿從事一線護理工作的全球性難題，或許能通過“人機協作”得到緩解。所有這些變革，都將深度影響未來的居住形態、社區治理與社會政策，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新問題成為我們思考老齡化的邏輯起點。

二、長壽時代到底需要什么樣的“好房子”

養老服務必須依托于具體的載體，這個載體就是“好房子”。

世界衛生組織在2015年提出了健康老齡化的新理念，這也指引著我們的認識不斷深化，即從過去單純關注無障礙設施等物理環境，轉向更核心的環境要支持“健康促進與功能維護”。衰老被視為一個連續過程，沒有絕對的老人或病人。因此，理想的居住環境應能支持人們盡可能長久地維持身心功能與獨立生活能力。

這一定義顛覆了房子的傳統屬性。房子不再僅僅是一個建筑商品或空間載體，而必須成為一個持續提供服務的平臺。養老與普通消費最根本的區別在于“產品”必須與“服務”深度融合、不可分割。就像可穿戴養老設備若沒有后端響應、維護和人際支持，則毫無意義。因此，老齡化背景下，“好房子”的本質是“房子+養老服務”的有機整體。

三、科技創新如何賦能長壽時代的養老服務

我國房地產供應體系與養老服務體系都正在經歷深刻轉型。過去在年輕型人口結構支撐下，房地產經歷十年十倍增長；而隨著長壽時代到來，供需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社會政策亟需系統性調整。

當前，機構、社區與居家養老模式已在技術推動下發生根本變化。疫情暴露了傳統機構養老的局限，“99：0：1”以居家為主的格局正在形成。然而，完全依賴居家養老面臨現實挑戰——尤其對于缺乏家庭支持的老人。機構養老針對失能、失智、高齡和特殊困難群體提供兜底保障服務和專業化支撐的功能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養老機構必須實現根本性變革，這一轉變已在全球范圍展開。

考察多國實踐可見，西方養老機構正依托健康老齡化理念與技術賦能重塑服務模式。通過可穿戴設備與輔具，老人可在樓內自由活動，實現安全監測與動態照護。新理念強調縮小居室、擴大共享空間，推動老人走出房間，實施分區專業化照護。這不僅提升人效比、降低成本，更有助于維持老人身體機能、減少社會隔離。同時，共享經濟模式推動機構打破圍墻，整合社會專業化服務，構建開放、可持續的養老生態。

國內居家養老探索仍面臨挑戰。早前提出的“平臺+終端+服務”模式，在實踐中常因服務缺失而陷入平臺空心化困境。未來需找到可持續的運營路徑。

另一方面，科技正為養老帶來新可能。例如智能輔具已具備學習能力，能提供更個性化的協助。這要求居住空間相應升級——從“適老化改造”轉向“適醫化改造”，使居家環境支持康復與照護。

四、社會治理如何重構“街道-社區-家庭”責任關系

面對人口結構變化的宏觀背景，社會治理體系特別是基層社區治理持續進行調整與改革，其核心在于重構街道、社區與家庭之間的責任關系，從“社區居家養老”到“社區支持的居家養老”，再到構建“中國式居家養老服務體系”，其概念內涵與外延不斷演變，本質正是推動上述治理體系的重構。

政策方向與頂層設計已十分明確，關鍵在于如何落地，實現“最后一米”的供需對接與服務暢通。實踐中出現了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探索路徑。例如，通過建立區域養老服務中心或社會治理中心，以黨建引領整合資源。長期難以真正實現的“醫養結合”，在浙江等地借助技術與管理協同得以突破：一臺集成式服務機器設置在社區，即可方便解決老年人慢病開藥、長處方等問題。這背后實質是街道與部門間的規制協同，以及民政、衛健、醫保等信息系統的打通，體現了社會治理體系的配合。

同樣，為提高生育率的關鍵在于緩解女性工作與家庭的矛盾。現在許多地方在社區、街道層面創造靈活就業機會，幫助女性在生育后仍能與社會連接、保持職業發展，這催生了社區服務的新形態。包括老年助餐在內的各類社區服務，也需依托黨建引領與社會化運營相結合的模式，根據人口分布動態調整設施布局，并需在土地使用、產權分割等制度層面予以支持。

因此，養老服務必須走事業與產業相結合之路。純政府主導的模式難以持續，現在越來越多的服務通過社會化運營、福利與市場機制結合來實現。例如杭州某社區的老年食堂面向全國老年人，到店用餐可享受補貼，看似難以持續，實則通過吸引慈善資助、并利用年輕人消費反哺，形成了可循環的運營模式。這揭示出，有效的服務供給需要創新機制，融合社會力量與市場活力，最終在基層構建起可持續的支持系統。

五、社會政策如何支持從“老幼同養”到“代際共生”的升級

近年來，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推動下，“老幼同養”服務模式應運而生。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養老托育服務健康發展的意見》，明確要求統籌推進“一老一小”服務體系建設；隨后，國家衛健委、民政部等部門聯合出臺《“十四五”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工程和托育建設實施方案》，進一步對資源整合與統籌發展作出具體部署。

在政策引導下，地方實踐探索形成“家庭代際共居”和“社會成員代際共居”等模式。例如，四川宜賓等地在房地產調控中出臺政策，支持三代同居家庭優先購買，給與經濟補償和貸款優惠；福州市鼓樓區普遍推廣“社區老年食堂+學堂+托育中心”模式，以社區公共設施為依托，以社區治理為紐帶，實現養老育幼融合的社區綜合服務。

六、中國式居家養老服務的多維網絡及其運行機制

我們最終所要面對的，本質上是一個如何構建老齡社會治理框架的問題。這其中涉及轉型成本、試錯成本與沉沒成本——作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必須走出一條低成本應對老齡化的道路，這正是我們與西方國家最大的不同，因為我們人口規模巨大。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認為，社區（包括街道與社區兩級）必須聚焦“物（服務設施體系）、住（居住場所與環境體系）、人（人口管理與服務體系）、治（社區治理體系）、技（技術支撐體系）”幾個維度，構建知識化的制度管理、知識化的物理空間管理以及知識化的社會管理，從而系統解決設施布局、體系構建、人口關系協調、設計者角色以及技術支撐等問題。這一切都呼喚著我們進行根本性的重構。

基于這一邏輯，我們也進一步描繪了落實該框架的網絡路徑與實踐路線圖，明確了在推進過程中需要關鍵突破的環節與問題。

當積極健康老齡化遇到數智化，空間、生活、技術、制度、文化形態都在經歷深刻的系統性變革。推動跨部門統籌與制度變革，推動從“適老友好”向“健康促進”的范式升級，推動形式多樣、分層分類的代際共生形態從“試點示范”走向“百花齊放”，真正構筑起與共富共享價值與文化相適應的中國式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新格局，勢在必行也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