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前衛影像表達時間？

“時間是多重的，是具有創造力的；時間是思考、饑餓、等待；時間是流動、個人、永恒。” 何子彥，謝德慶，馮美華等三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這樣理解他們眼中的時間。

時間從來不只有一種緯度和感知。何子彥用43種方式表達時間：眨眼、蠟燭、監獄、西西弗斯推石頭、不同星球上的日出日落......謝德慶用自己的生命長度感知時間，他曾經把自己鎖在一個3.5× 2.7×2.4立方米的木籠子，將自己監禁于其中一年，而后，他又露宿紐約街頭一年，不找遮蔽，僅靠一個睡袋度日。馮美華則說世界根本沒變，“環境問題，戰爭糾紛，從未結束過”。

第二屆亞洲前衛電影節（ASIAN AVANT-GARDE FILM FESTIVAL）在香奈兒的支持下順利進行，以“流光為證（Time Will Tell）”為主題，策展人們邀請觀眾與一眾藝術家一起，向我們所熟知的“時間”發問：該如何感知它，接受它，理解它，甚至表達它？

NOWNESS ASIA為此次亞洲前衛電影節制作了一支短片，在短片中，我們捕捉流光瞬間，將藝術家們對時間的理解化為印證，傳遞時間，詩意，以及影像的聯結。

“這是給獨立、前衛影像的節日，展出的影像跨度長達60多年，它們小眾、先鋒甚至略顯怪異，展示了長久以來亞洲獨立影像藝術的圖景。這么豐富、小眾的影像，只有在這樣的電影節或是視覺文化博物館里才能被觀眾們看到。除此之外，我們也邀請藝術家們來表演，工作坊，以及對談，希望觀眾們能盡情享受。”M+ CHANEL資深策展人及流動影像主管蘇筱琪介紹道。

今年，蘇筱琪以及M+流動影像策展人們聚焦在“時間”這一主題。“影像本身就是與時間相關，線性流動的媒介，以‘流光為證’為題，是因為我們無法完全理解時間，可它卻一直是歷史的腳注，影像作品會如何被留住，社會的發展會怎樣被記錄，我們舉辦的節展在歷史中會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M+和香奈兒始終希望以‘前衛’的態度，借助藝術家們的眼睛理解時間，也感受他們的創造力將如何帶領我們走向更遠的未知。”

M+ CHANEL資深策展人及流動影像主管蘇筱琪

節展之外，前衛影像創作者之間的聯結同樣也是M+策展人們與香奈兒關注的重點。M+和香奈兒一直以來都對商業電影、長片電影之外的獨立影像投注目光，而前衛影像創作者們更需要支持，他們的作品往往更小眾，很難被公眾關注。“M+與香奈兒的合作，把來自世界各地的前衛創作者們、年輕創作者們連接在一起，我們希望形成一種跨世代的交流，一個更豐富、多元的創作者網絡，同時也為下一代（The Next）的嶄露頭角積蓄能量。”

今年的亞洲前衛電影節以新加坡藝術家何子彥、香港藝術家馮美華、紐約藝術家謝德慶、黃潔宜，印度藝術家亞瑪金華，日本藝術家山城知佳子的作品為主線，同時展映了大量M+收藏的前衛影像，在這些前衛影像里，“時間”被人為操縱，過去、現在、未來被折疊顯影，化為光影的印證。

“時間絕不只有一種維度。”

何子彥成長于新加坡，從童年開始，東南亞多樣的人種、宗教、信仰就一直對他產生影響。也因此，“多樣性”一直是他創作的主題：“不同的宇宙觀，給了我觀看世界的不同視角，也給了我創作藝術的動力，多樣的時間，多重的身份，不同的世界觀，讓我擁抱多樣性，從多種角度切入事物的本質。”

新加坡藝術家，何子彥

此次亞洲前衛電影節，何子彥與香港獨立創作歌手黃衍仁合作，為觀眾們帶來作品《一寸光陰一寸音》Timepieces (live)，以43種方式展示時間的不同維度：煙花綻開的一瞬，植物慢慢成長，西西弗斯反復推動的石頭，高速摩托下的速度感，貧窮人家等待開飯，監獄里的人無所事事…… “我從來不相信表達時間的方式是一成不變的，許多藝術作品其實創造了獨有的表達時間的方式。”

“時間如螻蟻如子彈穿過塵世，焦土里灌溉先要把什么摧毀......”，在43種時間體驗之外，獨立歌手黃衍仁，611在現場為影像配樂。兩人的現場演出，配合熒幕閃爍的時間畫面，將觀眾置于別樣的時空之中。“我相信黃衍仁和611有他們自己對時間的理解，同一時空下，音樂的節奏配合作品畫面，再加上每個人對時間的體驗與回憶，多重維度下，我們希望可以喚起大家對‘時間’詩意般的思考。”

獨立歌手黃衍仁和611在《一寸光陰一寸音》表演現場

與此同時，何子彥為M+與巴塞爾藝術展創作的《戲夜尋謎》也于亞洲前衛電影節期間在M+幕墻靜默播放，NOWNESS邀請何子彥乘上往來港島的天星小輪，在船上遙望香港夜景，看著自己的作品融入其中。以港片經典片段為藍本，《戲夜尋謎》展示了由動畫人物演出的一系列默劇，以充滿未來感和劇場效果的方式呈現一幕幕經典場景。

從小時候起，何子彥便與家人一同守在電視機前，看《雙星報喜》以及吳宇森、徐克的作品、等待《僵尸先生》系列的更新。在船上，何子彥興奮地告訴我們每個畫面的出處，“我非常開心，效果很好，這是我第一次以這樣的方式看到作品播放，我很高興看到未來與回憶共同在此刻呈現。”

“如果時間是一顆炸彈，我們該如何解決它呢？”

長期生活在紐約的黃潔宜向觀眾拋出這個問題。她為大家呈現了一場實時卡拉OK的表演，伴隨卡拉OK實時的字幕，她將自己的經歷娓娓道來：在過去的十多年里，黃潔宜一直希望能將自己的生育時間（fertility timeline）延長，為此，她嘗試了身心靈、超自然等療法，甚至去看了心理醫生。

紐約藝術家，黃潔宜

在黃潔宜看來，女性一直要面對兩種時間，一種是日歷上流逝的時間，一種是生理時間——女性每個月都會有生理期。“之前我在備孕的時候，我要在生理期到來的時候驗孕，曾經是非常期待的，可隨著時間的推移，驗孕這件事情讓我愈發焦慮，現在，我已經對這件事情很排斥。其實稍微年長一點的女性，大家可能有生育的焦慮，只是大家都傾向避而不談。我希望把這些被忽略的事情說出來，能在社會上，體制上找到辦法，盡管我也知道這是個天真的想法。”

除了女性的時間體驗，黃潔宜也帶來了另一個行為藝術《一小時合約》（One Hour Contract）。在紐約或是香港，她發現自己很難和朋友見面，大家都太忙碌。可如果把時間變成一個要簽署的合約呢？這樣是不是就能綁定彼此的連接？

在行為表演《一小時合約》中，黃潔宜化身為時間借貸者（Time Lander），與參與者簽下合約：在一小時內，黃潔宜的時間借給參與者，參與者可以要求她做任何事情。一小時后，合約結束，可參與者卻需要以每年3.9%的利率，將自己的時間還給借貸者。

“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是，這就像放貸，今天你借了我的一個小時，簽下合約，之后每年你是要償還利息的，可時間無法償還，這個貸就越滾越大，合約里說明了這個時間需要在你去世之前結賬，可你沒法結賬，但你至少會因為這個小時記住我，記住你還欠我幾個小時。”

“這樣，我們就有了橫跨一生的連接。”

“如果晝夜顛倒，時間會是什么模樣？”

來自印度的藝術家亞瑪金華為觀眾帶來了作品《這樣一個清晨》（Such a Morning），這是一則現代寓言，講述兩位人物靜默面對真相的過程：一個數學教授離開了他的妻子，退出了原有生活，隱居到一節廢棄的火車車廂，展開對感官與幻覺體驗的沉思。在車廂里，教授不停寫信，反思關于教育、政治、哲學的思考，以此回應外部世界。

印度藝術家，亞瑪金華

“如果去看過去50多年的民主運動，你會發現人們對于殘酷獨裁的抗爭是艱難的。每一個處于民主運動中的人對時間的感知都不同，幾乎每一個十年都會有不同的宣言，不同的人物出現。這種感知給了時間多樣的維度，這么多年來，我漸漸學會接受時間的多重性，接受不同時間的并存。”

在試圖以影像重新理解我們所處的時代之際，亞瑪金華向我們發問：“當所有的論辯都已結束，那彼岸究竟是什么？我們該如何重新構建、再次回應這個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那節廢舊的火車車廂至今依舊留在新德里，作為教授拒絕接受規訓，敢于偏離世俗軌道，回歸自然生活的紀念。

“我的作品不是哪一件，而是一生。”

生活在紐約，全球備受推崇的行為藝術家謝德慶以極度嚴謹的態度來完成行為藝術表演，為它們訂定規則和條件，然后長時間地嚴格遵循，他將自己在1978年至2000年間創作的作品稱作自己的生命作品。在為期三天的電影節里，謝德慶每天向觀眾帶來他的分享。

紐約藝術家，謝德慶

1978年9月30日下午6點到1979年9月29號下午6點，在位于布魯克林某閣樓一個不到10平方米的籠子里，謝德慶把自己獨自囚禁了一整年。期間，他斷絕了所有與外界的交流，不與任何人交談、不閱讀、不寫作、不聽收音機，也不看電視，只是偶爾接受朋友送來的生活必需品。

“我把自己關在籠子里一年，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做，那剩下了什么呢？就是時間而已，那怎么度過這一年呢？只能靠思考，我在思考，別人看到我的行為，也會開始思考，這個行為就變成了人與人，人與生命產生的互動，我做作品，你們去思考。”

1980年4月11日下午6點開始，謝德慶每隔1小時在自己工作室里打卡一次，一天24次，不間斷地持續了365天，他的打卡成功率是98%。1981年，他又走上紐約街頭，拒絕躲在任何建筑物、帳篷、地鐵或其他交通工具之中。伴隨他的，僅僅是一個睡袋和一個裝滿必需品的背包。之后的一年，他與藝術家琳達?莫塔諾以繩子相連，歷時一年。他們的活動必須受限于繩子的長度，而且不能觸碰對方。

“我所做的事情不過是把這個時間賦予一個特定的意義，打卡也好，在街上住一年也好，繩子和別人拴住也好，對我來說，都是吃喝拉撒睡，把時間過完；我不回答太多，但這個結果基本上是一個空的時間容器，至于往里面怎么填充，那是你的事情，你的感受。”

而后的1985年，他相繼創作《不做藝術》，一年不做，不看任何與藝術有關的東西。1986年至1999年，他又宣布《十三年計劃》，期間任何創作都不會公開示人。2000年1月1日，他宣布不再創作。現在，他已經是一位74歲的老人。

“我的作品其實就是我的一生，做作品的那個時間段才是重中之重，你們現在看到的、展示出來的只是冰山一角，而真正冰山下面那一塊，才是我要做的努力。”

在M+大階梯放映廳外，謝德慶的另一件作品《大臺階藝術家自述》在M+大臺階電影節蒲點展出，那是他用一生時間得到的領悟：生命是無期徒刑，生命是度過時間，生命是自由思考。

“為什么戰爭一直都在發生？時間其實是停頓的。”

此次亞洲前衛電影節，香港前衛影像先鋒馮美華的《思想（四）：世界盡頭》作為早期香港前衛電影進行展映，以公路電影的形式，展示戰亂新聞報道、海岸空鏡、室內外舒展身體的拼貼美學。“其實《思想》這一系列作品一共有四部，是逐漸從小我到大我的過程；《思想（一）》是很個人的，關于一個女子如何反思自己的文化、性別身份；《思想（二）》我用魯迅的詩作旁白；到《思想（四）》，我已經跳出自己，開始關心世界了。”

香港前衛影像先鋒，馮美華

聊到最近在世界各地區進行的局部戰爭，馮美華也很是痛心，她認為影像創作者應該用影像的方式去回應這個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其實世界發生的災禍都讓我感到難受，現在看到新聞上報道戰爭我都會胸悶；給第四部取名世界盡頭（Edge of the World）是因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沒法溫飽，也沒有和平，可香港那么遙遠，對比他們的世界，我們就好像在世界的盡頭一樣。”

作為香港最早一批獨立影像創作者，馮美華的身影始終貫穿香港的前衛影像創作，她是1970年代后期香港火鳥電影會的創建者之一，并于1986年創辦了藝術團體“錄映太奇”。那是香港前衛影像蓬勃的時期，馮美華將其描述為“自主時代”，此次同一展映單元，吳宇森、石琪、羅卡等人的早期前衛影像也一并展出。

“70年代，80年代的影像創作者很強調拍攝短片，我們不想走那些商業片的模式，要用實驗一點的辦法去處理影像。我們當時上課，有像翁維銓、金炳興國外回來的創作者做老師，我記得我的第一部作品《The Sea》，被他們罵得很慘，‘這叫拍攝嗎’，‘完全就是電視臺的風格’；從第二部開始，我便下定決心一定要用實驗的手法拍片，如果它不特別，我絕不開始拍攝。”

現在，馮美華仍然活躍在香港前衛影像領域，教育學生，整理檔案。她在香港開了一家名為“藝鵠ACO”的書店，為藝術家們提供文化交流，放映的場所。她看來，前衛（Avant-Garde）從來不是對某個時間段影像的總結，而是一種精神，顛覆傳統，走出框架，做出屬于自己的東西。

“每一代人的命題都不一樣，每一代人對前衛的理解也不同。亞洲前衛電影節是一個非常好的平臺，它給了前衛電影人們展映的舞臺，讓那些不跟風傳統的小朋友的作品被看到。更重要的是，前衛是一種反對主流（Against Mainstream）的精神，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出來。”

“所以，年輕人們一定要夠膽，盡情去拍吧，去成為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