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副兵團職，安排到軍分區干休所，他說：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饑！

1968年冬，京城忽而降下大雪，王智濤拄著手杖站在阜外醫院的窗前，凝望著灰白色的天空。手術后的創口還在隱隱作痛，他卻一再向護士詢問出院日期，因為心里惦念著軍科院那摞未完的譯稿。誰也沒想到，一年后，他的去向竟會被“戰備疏散”四個字徹底改寫。

王智濤早在1934年入伍，學生兵出身，初戰在長城喜峰口。抗戰八年里，他在冀東軍區當參謀、當旅參謀長，槍林彈雨里熬出了滿頭的白發。解放戰爭時期調任冀察熱遼軍區副參謀長，依舊伏在地圖上為各路部隊籌劃協同。別人記得的是光榮的攻城拔寨，他留下的卻是一箱箱手繪作戰草圖。1955年授銜，胸前系上少將獎章，他的軍齡、資歷和職務剛好對應正軍級，這在當時并不稀罕，卻也不算低。

授銜儀式結束那天，老戰友打趣：帶兵沖鋒的人成了兵團級，埋頭寫材料的人最多也就正軍級。王智濤只是笑，擺擺手。對他而言，戰士識字、指揮員懂技術，比自己多一顆星更重要。此后，他在防空學校一待就是八年，把大批地方青年訓練成雷達、火控骨干。1960年調入軍科院擔任二級部副部長，又改任副秘書長，副兵團職，級別看似升了半格，責任卻重了幾倍。

問題出在1964年的一次大手術。醫生下達病休通知，他被迫停下腳步。1966年“氣候”驟變，他遞交請戰報告，想回崗位再搏一陣，院里卻溫言勸阻：“身體是本錢，暫緩。”檀木書桌上堆疊的電文越積越厚，他只好在家翻譯國外軍事文獻，借此保持思考。逢人問起近況，他總把話頭扯到導彈、雷達、訓練標準，仿佛那才是血脈里真正的脈動。

1969年3月，中蘇邊境炮火炸響。北京接連下發秘密電令，老干部要分散疏散，重要機關要疏散。四月底，守在家門口的傳達兵遞來文件：王智濤被編入山西榆次軍分區干休所。干休所只是師級，級別與他并不匹配。一名年輕軍官來做動員，“同志，組織考慮到戰備需要，請您即刻動身。”他拄杖抬頭，聲音干澀卻清晰：“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饑！”一句怨氣摻著無奈，讓屋里空氣發緊。

七月初，他和老伴登上駛往太原的綠皮車。車廂悶熱，座椅下面擠著幾口舊木箱，里頭是書、草圖、翻譯稿。到榆次后，他發現所謂“干休所”其實僅有幾排土坯房，窗欞漏風，水泵只在傍晚供水。生活拮據還算其次，真正折磨人的是遠離資料、遠離學術氛圍的空白。當地保健醫建議多曬太陽，他卻抱著一本發黃的外文防空教范，在樹蔭下抄筆記。偶爾有人探望，他總半開玩笑：“在這兒，人比炮更寂寞。”

1972年春，珍寶島危機已成往事。沈陽軍區副司令曾雍雅來信：“老王，回來吧，床位擠一擠，總能給你找個角落。”幾經協調，他搬回北京，在阜成門一棟老式宿舍里占到三間小屋。房子逼仄，但能查檔案、能跑部委，比起榆次好上太多。他常拎著布兜子擠公交，一趟又一趟地遞交申訴材料，要求恢復工作。

1974年底，軍科院新任院長宋時輪在干部碰頭會上發問：“王智濤的問題，拖了這么久，有無結論？”一句話點破僵局。隨后，組織部門重新核驗資料、健康狀況、工作經歷。1977年，他被正式返聘為軍事科學院顧問，待遇大軍區副職。調令送到家里時，桌上正攤著幾張寫滿紅藍鉛筆符號的俄文手稿。老伴悄聲提醒：“歇會兒吧。”他揮揮手，“那邊在催譯稿，別誤了進度。”

晚年歲月里，他來往圖書館、檔案室，總攜一本小冊子記錄要點。遇到年輕參謀請教，他常說：“別急著沖鋒，先弄明白教范，每一次推演都算數。”聚餐時有人抱怨軍旅生活單調，他就抬杯苦笑：“兩年榆次干休所，才是真正的單調。”

不得不說，王智濤的經歷折射出戰備年代干部流動的一個側面：資歷、級別并非唯一標尺，形勢變化、健康狀況、部門需求多重疊加，往往讓人措手不及。更有意思的是，離開舞臺并不等于告別價值。三年榆次歲月，看似被荒廢，卻令他更篤定教學與研究的重要，后來主持修訂的《陸軍高炮訓令》沿用至上世紀90年代，間接影響了東南沿海的防空部署。

1984年八十壽辰那天，昔日學生送來一幅字：“筆耕陣陣，弦歌不輟”。他用老花鏡細看，又笑又嘆，把字貼在書房門上，再次提筆修改文稿。畢竟，書桌才是他真正的“前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