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黃埔軍校成立，一期入學門檻有多高，考試要連過“三關”

1924年5月25日，珠江口晨霧未散，一艘從上海駛來的小輪船靠岸，甲板上擠滿了背挎黃帆布包的青年。他們的目的地不是繁華的十三行，而是東渡口外那片剛剛征用的長洲炮臺——幾天后，這里將掛牌“陸軍軍官學校”，后來人熟知的黃埔軍校。誰都知道，能穿上那身藍呢軍裝，就等于踏進革命洪流的第一梯隊，因此校門還沒打開，報名表早已堆成小山。

校名確定于6月16日，孫中山親筆題寫。可名字響亮歸響亮，想進校卻不容易。別看名額只定了區區三百來個，全國陸續投來的申請卻有上千份。廣東、湖南、浙江、安徽，甚至遠在東北的學生也托長途車馬趕來。表面上說，只要“信仰三民主義”即可，私下里人們都清楚，能否拿到推薦信、又能否通過那三重考驗，才是關鍵。

當時的招生流程被形象地稱作“三關”。頭一道是“文關”。筆試科目包括國文、史地、數學。題目不難卻刁鉆，既考記憶也考時事敏感度。“用三民主義解釋軍民關系”“方程式求解”等題目，把自學的鄉村青年和都市中學生一網打盡。粗看只是考試，細想卻是篩選：沒點基礎，連門檻都摸不到。

第二關是“體關”。參照當時陸軍部頒布的體檢標準，身高、胸圍、肺活量、視力缺一不可。對長年啃紅薯、干農活的農村子弟倒還友好，城市青年反倒常被挑出麻疹疤、扁平足。有人抱著幻想，“只要能進校，瘦點兒算啥”，可醫官手一揮，直接淘汰。那年夏天的考場外，怏怏而歸的身影不知多少。

最難的是“心關”——口試。十幾位考官圍坐，面前卻只有一把椅子。青年一落座，便是連珠炮式發問：“何為民族？何為民權？”“你怎么看待軍閥割據？”語速之快、角度之刁，讓不少人汗流浹背。考官不是在找答題機器，而是在揣摩躲在回答背后的性情與信念。有位廣東小伙子因“聽說北洋將軍閥也不全是壞人”被當場刷下；另一位江西考生雖初中肄業，卻能當場背誦《民權初步》，反而被破格取錄。標準只一條：肯不肯為革命賣命。

如此苛刻的三關，卻也沒能完全堵住“縫隙”。有意思的是，一些傳奇就發生在門檻之間。鄭姓青年因錯過報名期限，干脆頂著好友“黃某”的身份重考。點名時一聲“黃鰲”，兩人同時答到，引來笑聲一片。隊長抬頭掃視，沉聲道：“是誰多了？”幾天后，真相大白。校部并未嚴懲，只讓二人各用本名，“來都來了，好好練”。

更戲劇性的是胡宗南。1.58米的身高擺上秤，正式體檢那天差點讓他“卡”在門口。醫官很直，說矮了，標準不夠。胡宗南急得眼圈通紅，幾番懇求無果。正好校務部主任廖仲愷路過，見這位小個青年死死拽著行李不走，便問：“小伙子，哭啥？”胡宗南立正：“我想革命，可是矮了一寸。”廖仲愷寫了張字條：成績第一，志向坦白，革命要人，不可拘細。小個子遂得以破格錄取。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張“通行證”沒開錯，胡宗南日后竟成了國軍少有的三顆星上將。

而在同屆新生里，最耀眼的，當數湖南瀏陽少年蔣先云。那年他22歲，剛到校門口就被人議論：“聽說他作文第一、數學第一，武裝泅渡也第一。”更厲害的是，他還是中共黨員，對革命理論娓娓道來，連講評的周恩來都點頭稱許。畢業典禮那天，蔣介石當著全校師生拍拍他的肩膀，“我能指望的，就你們這幾位了。”不久，蔣先云隨北伐軍出師，英年早逝，年僅25歲。戰友至今提及，仍覺痛惜。

黃埔一期從籌建到開學僅用四十天。如此緊迫，源于當時的形勢逼人：直奉大戰硝煙未散，外敵環伺，南北分裂。孫中山深知，要挽救國運，必須先造就一批既懂政治又精軍事的新式軍官。于是，校舍在廢棄兵工廠上搶建；教材多由蘇聯顧問連夜翻譯；學生宿舍簡陋得只有草席和木板。可若有人問學員苦不苦，他們往往笑答：“能吃飯就好，練兵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共產國際的援助在此時發揮巨大作用。越過西伯利亞的軍火專列，為黃埔送來步槍、輕機槍和教官；而中共地下組織則秘密動員數百名青年赴穗。后來無論戰場分屬敵我，他們共同的黃埔烙印始終存在。1949年，解放軍攻南京，陣前大喊“黃埔同學別對射”，一時間竟真有部隊放下槍桿，足見這所學院的特殊凝聚力。

正因為首期學員出類拔萃，軍校內部競爭也近乎殘酷。新生報到次日凌晨即被拉到長洲江面打著赤腳操舟，接著是負重三十里行軍，未到終點已淘汰十余人。有人摔倒爬起繼續跑，有人扛槍過泥潭被同伴拉一把，兄弟情就是那時結下的。畢業時，第一期最終拿到結業證的只有400多人，可他們大都在隨后的十幾年里走進炮火中心：北伐、抗日、解放，每一輪浪潮都有黃埔一期的身影。

門檻高不高？放在當時，能讀中學已屬鳳毛麟角，能同時擁有健壯體魄、先進理念與人脈推薦，更是百里挑一。難怪有人形容，一期招考像把細篩子，能留下來的，注定要攪動風云。

孫中山在開學禮上說過一句話：“軍校即革命之爐，以烈火淬煉鋼鐵。”這爐火究竟有多熱？三關考試只是起點，真正的錘煉在操場、在戰場。事實證明，黃埔一期的學員，無論后來走向何方，他們在1924年的這場青春考驗里，已經把個人命運同民族生死綁在了一起，絕非一句“高門檻”能夠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