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事件通報后，仍有許多未竟之問？

江蘇省關于南京博物院（以下簡稱“南博”）相關問題的調查處理情況通報，在這個春節前如期而至。

前院長徐湖平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點名處理；一批責任人員被追究；南博亦公開發布致歉信。事件看似暫告段落，然而，通讀這份通報，不少關注此事的公眾與筆者一樣，心中并未感到塵埃落定的釋然，反而升起更多疑慮與空蕩。

通報確認了事件的性質與責任歸屬，對文旅、文物系統及相關單位的29名責任人予以認定，其中24人將受到查處，5名已去世人員不予追究。南博的致歉信也坦承“辜負信任”“影響極其惡劣”。

這些姿態固然必要，但相較于事件的嚴重性與公眾的關切，通報內容顯得過于籠統與克制。諸多關鍵人物與關鍵細節，依舊隱沒在“依規依紀依法查處”的概括性表述之后，未能直面陽光。

被隱去的關鍵人與未解答的關鍵題

此前輿論聚焦的若干核心疑點，在通報中未見蹤影。

例如，被廣泛質疑的杭州師范大學教師徐鶯，其與徐湖平家族的關聯、其專業背景的戲劇性轉換（從生物學到美術博士），通報只字未提。徐湖平之子徐湘江等人的具體情況，亦無任何披露。這些人物曾是輿論追問的重要線索，他們的“缺席”，使得事件的完整圖譜依舊殘缺，腐敗網絡可能存在的跨領域、跨系統延伸部分被有意無意地遮蔽。

這不禁讓人對比董小姐事件的官方通報。通報雖亦未能滿足所有追問，但至少在涉及的核心責任鏈條上，做到了指名道姓、事由清晰、處理明確。而南博事件的通報，在具體信息供給上顯得尤為吝嗇，陷入“你猜，你猜，你猜猜猜”的模糊境地。

這種處理方式，或許考慮了“過年”的特定氛圍，或許出于更復雜的權衡，但它無疑削弱了問責的透明力度與震懾效應，也令輿論監督的“有限勝利”帶著濃厚的遺憾。

從“折上折”到“打到骨折”：文物之殤的驚心細節

通報并非全無具體內容。其中披露的關于部分文物被盜賣、流轉的細節，足以令人瞠目，窺見當時管理混亂與膽大妄為之甚。

最典型的案例，莫過于千古名畫《江南春》的遭遇。通報揭示，當時江蘇省文物總店一名年輕的保管員兼銷售員張某（女），竟與男友合謀，將這幅無價之寶的標簽價格從25000元私自改為2500元，繼而在此基礎上又操作“九折”優惠，最終以2250元的荒謬價格使其“合法”流出。

這一系列操作堪稱“折上折”、“打到骨折”，實則是赤裸裸的監守自盜、巧取豪奪。讓這對年輕情侶反而成了事件中最惹眼的人物，可堪稱通報中的主角。涉事者當時的年輕與身份，更反襯出監管制度的形同虛設。

這不禁要問，被員工舉報“瘋狂搞男女關系”且主持工作的徐湖平，為何如此縱容年輕的女下屬？

類似《仿北苑山水軸》《雙馬圖軸》等文物的曲折經歷，通報雖未詳述，但其背后必然也充滿了不堪的“運作”。即便部分文物歷經周折得以追回并入藏南博，其身上也已被“臟手”玷污，承載了一段國家文脈被蛀蟲啃噬的恥辱記憶。

而如《松風蕭寺圖軸》等至今未能追回的瑰寶，其流失更成為永久的傷痛。這些具體而微的案例，遠比小說更為曲折驚心，它們共同勾勒出一幅權力失監、制度失效背景下，文物如何淪為私欲玩物與交易籌碼的駭人圖景。

追問必須超越文博系統：權力“跨界”的疑云

南博事件的根本，遠非文博系統內部管理失范所能完全解釋。它暴露出的，是更深層次的、可能涉及權力“跨界”護佑與利益輸送的疑團。

首先，如徐湖平這般被輿論評價為“沒文化”、“哈兒壞種”的人物，何以能長期穩坐南博常務副院長等重要職位，掌控國寶重器？其專業資質與道德品行，顯然與職位要求嚴重不符。這背后是何種選拔機制失靈，又是何人起到了關鍵的提攜或庇護作用？

其次，徐湖平曾身兼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范大學等多所名校的兼職教授。這些學術機構，在聘任過程中是否盡到了基本的審核與考察責任？這種近乎“捧臭腳”的行為，是學術尊嚴的自我貶損，還是背后存在非常規的“互利”關系？學術榮譽的授予，是否也成了某種利益交換的籌碼？

再者，輿論高度關注的徐鶯事件，其個人履歷的“華麗轉身”與職業路徑，明顯違背常規學術與專業發展邏輯。從生物學背景躍升為美術領域博士并進入高校任教，這一過程需要穿越多少正常的審核關卡？其中是否存在利用影響力或權力進行的違規操作？這決非南博或文物系統內部所能解答，必然牽扯教育系統乃至其他領域的監管問題。

這些問題表明，南博事件可能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其水下部分或許牽連更廣。如果追責的板子僅僅停留在文旅文物系統內部，而對那些可能提供跨界庇護、助力身份“洗白”、完成利益輸送的外部權力之手不予深究，那么處理便難言徹底，亦無法從根本上鏟除滋生此類蛀蟲的土壤。

輿論監督的價值與期盼：讓陽光成為最好的防腐劑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媒體對此事件保持了關注。人民日報評論文章《文物保護不容蛀蟲》明確指出：“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讓公眾更多參與到文物保護當中來，有助于更好賡續文脈、傳承記憶?！?/strong>

這充分肯定了公眾追問與輿論曝光在此次事件中的積極作用，也指出了未來文物保護工作需要堅持的方向——更加開放、透明，接受社會監督。

輿論的追問，并非刻意求全責備，而是源于對文化遺產深沉的愛與對公義最基本的訴求。文物保護事業，關乎民族根脈與歷史記憶，其純潔性與嚴肅性不容玷污。公眾的“意難平”，正是希望看到作惡者悉數得到懲處，漏洞得以全面修補，制度得以真正筑牢，以防悲劇重演。南博事件的通報，是一個階段性的句點，更應成為深入反思與持續整改的起點。

公眾期待著，在系統內問責之外，能有更高級別、更具穿透力的調查，將可能存在的“跨界”權力干預、利益鏈條徹底厘清；期待著所有責任者，無論身處何位，都能得到與其過錯相稱的處理；更期待著以此為契機，推動全國文博系統乃至相關領域的深層改革，完善監督機制，讓文物在真正的陽光下得到永恒守護。

唯有如此，那些流失的瑰寶之殤，才能轉化為制度進步的階梯；公眾心中那“空蕩蕩的感覺”，才能被實實在在的信任與安全感所填充。這條路或許還長，但方向必須清晰，步伐必須堅定。

春節將至，人們渴望團圓與祥和。但社會的公平正義與文化的清朗長存，同樣是不可或缺的“年味”。一想到徐鶯他們今年還能樂呵呵地看春晚，心情頓時就好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