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事人雙方達成和解協議的可以減輕處罰！

【編者按】

我當年參與起草當事人和解制度的司法解釋時，明確規定，對于當事人雙方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法官可以直接對被告人減輕處罰。可能因為司法解釋條文太多，大家不太注意，法官也不太敢使用，導致成為了睡眠條款。作為該部分解釋的起草人，看到自己下了這么大決心、費了這么多心血爭取到的有利制度，未能得到充分運用，內心有點焦慮。因此，今天再次撰文呼吁，希望激活睡眠條款。（前面都是基礎和鋪墊，可以跳到最后一部分“和解從寬原則”閱讀）

【正文】

中國文化的精髓是和諧，主要包括下列四個方面：

一是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的思想。強調人類應當認識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強調人要以尊重自然規律為最高準則，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為人生行為的基本依歸。

二是和為貴：人際關系和諧的思想。主張“和為貴”，寬和處世。孟子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并以 “性善論”為基礎闡述他的人和思想，建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諧社會，從而實現“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大同社會。

三是神形合一：個體身心和諧的思想。人的神形合一，主要是指人生在世，要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態，具有良好的道德修養和人格，以實現個人身心的和諧。

四是協和萬邦：民族關系、國家關系和諧的思想。在處理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上，中國傳統和諧思想主張“協和”而非“征服”，即在平等基礎上，和平共處、親善和睦。

在當前矛盾糾紛多發，提倡訴源治理的大環境下，有必要繼續發揚傳統和諧文化，充分運用新型和解制度，有效化解矛盾糾紛。下文主要介紹我國新設立的和解制度，希望得到更加廣泛運用，惠及更多人群。

刑事訴訟法增設了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但僅有三條原則規定。為充分發揮和解程序功能，有效化解社會矛盾，同時規范法律適用，防止出現“花錢買刑”等損害司法公正的問題，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12]21號，以下簡稱《解釋》）對和解程序的具體適用作了較為全面的規定，切實貫徹了和解自愿、合法原則及和解從寬處罰原則，同時確立了即時履行原則和不得反悔原則。2021年修訂后的解釋（法釋[2021]1號）第二十三章，除將“同一繼承順序”修改為“最先繼承順序”外，其余內容均沿用《解釋》第二十一章“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有關條文，僅調整了條文序號。

下海后，發現和解制度運用得不多，尤其是不敢大膽運用和解從寬制度，未能發揮和解制度的應有功能。作為該部分解釋的起草人，看到自己下了很大決心、費了很多心血爭取到的特別有用的制度，未能得到運用，有點焦慮。因此，今天再次呼吁。

一、和解自愿、合法原則

自愿、合法原則是和解程序的靈魂和核心。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和解程序適用的案件類型和范圍，同時強調被告人應當真誠悔罪，被害人應當自愿和解，雙方當事人才可以和解。

⒈準確理解和解的適用條件、范圍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規定：“下列公訴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二）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不適用本章規定的程序。”《解釋》進一步規定，對于適用當事人和解程序的案件，除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外，還應當滿足“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要求。如果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不能適用當事人和解程序。注意，《解釋》不是采用“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提法，少了“確實”兩字，表明在量刑證據方面確實可以適當降低要求。

一是如何理解“民間糾紛”

司法部1990年發布的《民間糾紛處理辦法》第三條規定：“基層人民政府處理民間糾紛的范圍，為《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的民間糾紛，即公民之間有關人身、財產權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發生的糾紛。”立法機關編著的書籍中認為，“因民間糾紛引起”是指犯罪的起因，是公民之間因財產、人身等問題引發的糾紛，既包括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案件，也包括因口角、泄憤等偶發性矛盾引發的案件。據此，《解釋》初稿中，曾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第一款規定中的“民間糾紛”，是指公民之間有關人身、財產權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發生的糾紛。但是，在討論和聽取意見過程中，普遍反映如果簡單套用民事法律法規的規定，將嚴重限制公民的處分權，不利于修復社會關系。并認為，對于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犯罪案件，只要被告人真誠悔罪，被害人愿意諒解，雙方自愿和解的，司法機關原則上就應當制作和解協議書，而不應過分糾結于雙方是否有糾紛，是什么性質的糾紛，從而增加查證難度。因此，《解釋》未明確界定“民間糾紛”的含義，為法官留下解釋空間，以利于更加充分地發揮和解制度化解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功能。

二是如何理解“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罰”

應當結合案件具體情節判斷，而不能僅以法定最高刑是否為三年為標準。一般而言，在不考慮和解的情況下，根據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情節，應當判處的刑罰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就可以適用和解程序。比如，被告人參與故意傷害犯罪致人重傷，法定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系從犯，依法應當判處的刑罰是二年有期徒刑左右，此時，對該被告人就可適用和解程序。也有意見認為，“可能判處的刑罰”是指擬定宣告刑，應當綜合全案情節，包括自首、立功、賠償損失、被害人諒解等量刑情節，實際判處的刑罰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就可以和解。鑒于尚有認識分歧，《解釋》也未明確界定“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罰”的含義，留下一定解釋空間，增加靈活性，以適應實踐的需要。

三是如何理解“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

《解釋》征求意見稿曾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的“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犯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第一款規定的犯罪前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包括已經判決和尚未判決的故意犯罪。在征求意見過程中，不少意見認為，“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中的故意犯罪應是指已經得到判決確認的犯罪。理由是：⑴未經法院依法判決不得認定被告人有罪；⑵在適用和解時，如果被告人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并未被發現，判決后才發現的，是否構成錯案，是否應當再審將出現分歧。經研究，該意見確有道理，故《解釋》刪除了有關規定。

為什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不適用和解？目前尚無權威的解讀。筆者認為，或許是為了貫徹累犯從重處罰的原則精神，對于累犯，刑法明確規定不得適用緩刑，不得假釋，可以限制減刑；那么，對于累犯，也不宜適用和解。但是，從字面理解，“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指的是犯前罪的時間距離犯后罪的時間不超過五年，如果超過了五年，即使屬于在刑罰執行完畢后五年內再犯罪構成累犯的，也可以適用和解。比如，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被判刑十五年，刑滿釋放后不到一個月又故意傷害致人輕傷，依法構成累犯，但由于前罪是五年前所犯，故依法可以適用和解。筆者認為，對累犯適用和解，應當非常慎重，否則可能造成不良社會效果。鑒于尚有認識分歧，《解釋》也未對“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作出明確界定。

總之，對于和解的適用條件、范圍，《解釋》未作過多限定，只要有利于矛盾化解，促進和諧，可以大膽運用和解制度。

⒉準確把握和解的主體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和解的主體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當事人和解，原則上應當在雙方當事人直接參與的情況下進行。但因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一些當事人可能無法親自到場或者無法實際參與和解程序，這就涉及到當事人和解的代理問題。

一是被害方代為和解的情形

如果被害人死亡的，可以由他的近親屬作為當事人進行和解。近親屬有多人的，達成和解協議，應當經處于同一繼承順序的所有近親屬同意。實踐中比較常見的情況是，被害人死亡后，其妻子和父母，一方愿意和解而另一方反對，或者對和解內容意見不一，此時應當盡量協商解決，經協商后仍然有人堅決反對的，就不宜達成和解協議。被害人喪失行為能力或者系限制責任能力人的，可以由他的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代為和解。

二是被告方代為和解的情形

被告人的近親屬經被告人同意，可以代為和解。比如被告人被羈押，其往往無法到場協商，此時，經被告人同意，可以由其近親屬、其他親友甚至被告人委托的律師等代為協商以達成和解。被告人系限制行為能力人的，其法定代理人依法可以代為和解，此時無須征得被告人同意。《解釋》還特別強調，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代為和解的，和解協議約定的賠禮道歉等事項，應當由被告人本人履行。當然，被告人本人履行賠禮道歉等事項，并不影響被告人家屬向被害人賠禮道歉。

⒊準確把握和解的內容

《解釋》第五百零一條規定：“和解協議書應當包括以下內容：（一）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犯罪事實沒有異議，并真誠悔罪；（二）被告人通過向被害人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涉及賠償損失的，應當寫明賠償的數額、方式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由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撤回附帶民事訴訟；（三）被害人自愿和解，請求或者同意對被告人依法從寬處罰。”

一是和解能否涉及被告人量刑的問題

一些地方主張和解協議中應當包含被害人對被告人表示諒解并同意對其從寬處罰的內容；而反對意見認為，量刑是司法機關的專屬權限，不容許當事人之間協商。經研究認為，和解與量刑密切相關，雙方當事人有權就賠償與量刑的關系問題進行協商，并在和解協議中寫明被害人請求或者同意對被告人從寬處罰的內容。當然，雙方當事人不宜對量刑作出過于具體、明確的約定，即使雙方自愿作出了約定，司法機關制作和解協議書時也不宜寫入。

二是賠償數額是否應當限制的問題

有意見提出，經濟賠償的目的在于有效補償被害人的物質和精神損失，而非以金錢換取刑罰的減免，使被告人“花錢消災”，因此，建議對當事人和解的賠償數額作出原則性規定，一方面避免使社會公眾產生“只要有錢不怕犯罪”的誤解，另一方面摒除被害人“漫天要價”的投機心理，保持刑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經研究，和解賠償的數額確實普遍比判決賠償的數額要高，法律也因此對和解作了從寬處罰的規定。只要雙方完全出于自愿，被告人經濟條件允許，就不宜作過多限制、干涉，以充分保障被害人合法權益。但是，為了避免被害人漫天要價，互相攀比，也避免被誤解為“花錢買刑”，對和解協議中的賠償損失內容可以保密，但對于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這一事實，不能保密。據此，《解釋》明確規定：“對和解協議中的賠償損失內容，雙方當事人要求保密的，人民法院應當準許，并采取相應的保密措施。”

⒋遵循和解的正當程序

根據《解釋》規定，和解的主要程序如下：

一是釋明法律

對于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規定的公訴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人民法院應當告知當事人可以自行和解。

二是審查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

對于雙方當事人在審判期間和解的，人民法院應當聽取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等有關人員的意見，對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進行審查。聽取意見的人員范圍，可以根據案件情況掌握。

對于雙方當事人在偵查、起訴期間和解的，只有當事人提出異議時，人民法院才進行審查。經審查，和解自愿、合法的，予以確認，無需重新制作和解協議書；和解不具有自愿性、合法性的，應當認定和解無效，雙方當事人可以重新達成和解協議。認定和解協議無效的，無須制作專門法律文書認定和解無效或者撤銷和解協議，只須在裁判文書中客觀敘述，不認定雙方當事人已達成和解協議即可。

三是主持協商

當事人提出申請的，人民法院可以主持雙方當事人協商以達成和解。人民法院僅是主持雙方當事人協商以達成和解，而不是主持和解。刑事案件的加害方和被害方往往缺乏有效溝通的渠道，且有些還處于對立狀態，缺乏互信，如果法官沒有釋法明理，沒有從中斡旋、調和，不能有效增進雙方的理解和信任的話，雙方當事人很難自行和解。因此，人民法院應當踐行能動司法理念，積極做好矛盾化解工作，認真主持雙方當事人協商。同時，特別強調，人民法院僅僅是主持協商，而不是主持和解，故人民法院應當恪守中立，充分尊重雙方自愿，不得對任何一方施加壓力。

雙方當事人請求人民法院主持和解的，人民法院也不能像主持調解一樣，極力促成雙方當事人和解，否則就可能為當事人事后反悔提供口實。因此，《解釋》明確規定“根據案件情況，人民法院可以邀請人民調解員、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當事人親友等參與促成雙方當事人和解。”務必充分發揮人民調解員、當事人親友等的作用，尤其應當注重發揮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作用，盡可能由第三方促成雙方當事人和解，確保雙方自愿達成和解。

四是主持制作和解協議書

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雙方當事人和解的，人民法院應當對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進行審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協議書。據此，和解協議書應當由主持制作的審判人員簽名，但不加蓋人民法院印章。征求意見稿曾規定，審判人員不在和解協議書中簽名，也不加蓋人民法院印章。經研究，審判人員應當以制作人員的身份簽名或者署名，以表明其對和解協議書的真實性、合法性進行了審查并承擔相關責任。但鑒于人民法院沒有主持和解，是雙方當事人自愿和解，故和解協議書不能加蓋人民法院印章，也不能作為強制執行的依據，否則便混淆了和解與調解的界限。

五是法庭調查

由于當事人和解是重要的量刑情節，和解協議書原則上應當在法庭上出示，并進行質證，經查證屬實后才能作為量刑的證據。但是，對于雙方當事人在庭后達成和解的，可以庭外征求人民檢察院的意見，而不必再次開庭專門就和解協議書進行舉證、質證。

二、即時履行原則

和解協議約定的賠禮道歉等內容，無疑應當在協議簽訂之前或者之時就要履行完畢，這是表明被告人真誠悔罪的基礎。但和解協議中的賠償損失內容，應當何時履行？對此問題存在較大認識分歧：一種觀點認為，和解協議約定的賠償損失內容，一般應當即時履行，但被害方自愿接受延期履行、分期履行的，也應當允許；另一種觀點認為，和解協議應當即時履行。經研究，《解釋》第五百零二條第一款規定：“和解協議約定的賠償損失內容，被告人應當在協議簽署后即時履行。”主要考慮：

⒈和解協議應當即時履行，對被告人從寬處罰就有了牢固的基礎

和解是重要的量刑情節，必須確定無疑。如果允許延期履行、分期履行和解協議約定的賠償損失內容，將會使人民法院對被告人的從寬處罰建立在不確定的基礎上，也會使被害方的合法權益難以得到切實保障；一旦被告人獲得從寬處罰后，拒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賠償義務，受上訴不加刑原則所限，二審法院不能加重其刑罰，且即使發回重審，也不能加重其刑罰；同時，由于是當事人之間達成的和解協議，也不能作為強制執行的依據，這樣，無疑會損害裁判權威，損害被害人的利益。而且，一旦被告人不繼續履行賠償義務，被害人也容易反悔，要求認定和解協議書無效，引發被害方申訴、上訪等問題，使法院工作陷入被動。

⒉和解協議應當即時履行，可以更好發揮公檢法機關化解社會矛盾的合力

如果雙方當事人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達成和解協議且即時履行完畢，被害方通常就不會在審判環節又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這無疑有助于減少不必要的重復勞動，減輕審判環節的負擔。

⒊和解協議應當即時履行，可以有效督促被告人及時賠償被害人，及早化解矛盾，并有效杜絕反悔現象

和解協議應當即時履行，原則上就要求賠償款到位后才簽署和解協議，和解協議簽署后即支付被害人賠償款，被害人及時得到賠償、撫慰，就能及時化解怨恨情緒，被告人及時認罪、賠償，就可以盡早獲得從寬處罰，從而有效杜絕反悔現象。

雙方雖然愿意和解，但被告人確實不能即時履行全部賠償義務的，即使被害人自愿接受延期履行、分期履行，人民法院也不能制作和解協議書。此時，如果有附帶民事訴訟，或者符合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條件的，在征得雙方當事人同意后，可以制作附帶民事調解書，法院可依法對被告人酌情從輕處罰，但不得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條的規定對其減輕、免除處罰。

三、禁止反悔原則

和解協議簽署后能否反悔？對此問題也存在較大認識分歧。從審判實踐角度看，當然希望當事人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后，能信守協議，不能隨意反悔；但從理論上說，和解畢竟只是雙方當事人的合意，無法絕對禁止反悔。《解釋》征求意見稿從尊重當事人意愿角度，曾規定不管和解協議是否已經履行，只要判決、裁定還沒有宣告，都可以反悔。后經研究認為，《解釋》應當堅持正確的價值取向，大力鼓勵、倡導誠信，只要和解協議已經全部履行，原則上就不得反悔。據此，《解釋》第五百零二條第二款規定：“和解協議已經全部履行，當事人反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證據證明和解違反自愿、合法原則的除外。”明確規定和解協議全部履行后就不得反悔，不僅有利于倡導誠信，遏制個別被害人投機取巧的心理，有利于被告人盡快籌措資金，及早履行賠償義務，有利于各方積極促成和解，及時化解矛盾糾紛，也有利于減少法官的顧慮，增強法官做好刑事和解及賠償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以盡快恢復和諧的社會關系。

對于雙方當事人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已經達成和解協議，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又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能否受理，也有不同意見。經研究，《解釋》堅持了和解協議全部履行后不得反悔的原則，規定雙方當事人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已經達成和解協議并全部履行，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又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主要考慮：一是和解后還到人民法院起訴違背了誠信原則，易被人鉆法律漏洞，增加法院不必要的工作量，不利于雙方當事人在公安、檢察階段早和解、早化解矛盾，也會挫傷公安、檢察人員主持和解的積極性，故原則上不予支持；二是不予受理的前提條件是已經全部履行和解協議約定的賠償義務。是否已經全部履行和解協議約定的賠償義務，在立案審查時就可以審查判斷。三是如果被害人提出證據證明和解確實違反了自愿、合法原則，則法院可以受理。當然，如果出現了簽署和解協議時不能預見的情況，比如當時傷情穩定，但后來傷情惡化，增加了大量醫療費，被害人以新的事實起訴要求增加賠償費用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如果和解協議確實顯失公平，被害人以和解違反合法原則起訴的，人民法院也可以受理。

四、和解從寬原則

《解釋》第五百九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對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對被告人從輕處罰；符合非監禁刑適用條件的，應當適用非監禁刑；判處法定最低刑仍然過重的，可以減輕處罰；綜合全案認為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除刑事處罰。”這是本解釋的精華，著重說明兩點：

⒈符合非監禁刑適用條件的，應當適用非監禁刑

在征求意見過程中，不少地方提出，對符合非監禁刑適用條件的，一律應當適用非監禁刑可能實踐效果并不好，同時對于共同犯罪案件，可能導致量刑不平衡，建議將“應當”改為“可以”或者“一般應當”。經研究認為，根據當前實際情況，有必要專門強調，符合非監禁刑適用條件的，應當適用非監禁刑。主要考慮：和解案件主要適用于情節較輕、惡性較小的輕刑案件，被告人又具有認罪、悔罪、賠償損失、取得被害人諒解等諸多從輕情節，如果符合緩刑、管制等非監禁刑適用條件的，確實沒有理由不適用非監禁刑。明確作此規定，有利于雙方當事人充分預見和解的法律后果，有利于鼓勵被告人及其家屬積極賠償，也有利于解除審判人員的后顧之憂，使其更加放心地釋法明理，做好和解工作，以實現更加和諧的司法。當然，如果綜合全案考慮，對被告人依法不能適用非監禁刑的，應當注重說明被告人不符合非監禁刑的理由。

⒉判處法定最低刑仍然過重的，可以減輕處罰

征求意見過程中，不少地方提出，和解情節不具有減輕處罰功能。主要理由是：刑法并沒有將和解規定為減輕處罰情節。刑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的，應當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這就說明，能否減輕處罰，必須看被告人是否具有刑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如果沒有，就不能僅依和解情節對被告人減輕處罰。如果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確需對被告人減輕處罰的，應當報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因此，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條規定中的“從寬處罰”，僅僅是政策導向，不能成為減輕處罰的法律依據。經研究認為，在程序法上規定從寬處罰情節，確屬罕見，但刑事訴訟法作為基本法律，其規定的“從寬處罰”，絕非簡單的政策導向，應當具有實質的法律含義。“從寬”的內涵顯然大于“從輕”，立法之所以使用“從寬”，正是為了明確對被告人可以減輕，甚至免除處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編著的《〈關于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釋解與適用》也明確，“從寬處罰”包括減輕處罰。因此，應當視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條規定了和解從寬的法定量刑情節，人民法院據此對被告人減輕處罰的，應當援引該條文作為法律依據，無須層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特別強調，我國在刑事訴訟法當中確立刑事和解制度，可以說是在程序法中嵌入了實體規范，體現了刑事訴訟法修訂的立法創新。因此，刑事訴訟法雖然是程序法，但其對刑事和解制度的規定，特別是第二百八十八條對刑事和解案件范圍的規定，第二百九十條對刑事和解案件從寬處理原則的規定，均具有實體上的意義。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條明確規定，對于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對被告人從寬處罰。從寬處罰的意思，可體現為從輕、減輕、免除處罰。《解釋》第五百九十六條正是對該條規定的具體化，第五百九十六條關于刑事和解案件的從輕處罰、減輕處罰、免除刑事處罰的規定，均屬于第二百九十條“從寬處罰”的范疇，因此，對于符合第二百九十條規定的刑事和解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判決減輕處罰乃至免刑，無須再按照法定刑以下量刑程序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對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人民法院依法對被告人從寬處罰的，在裁判文書中應當對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情況作出相應的敘述。具體而言，在裁判文書的裁判理由部分，可以采用如下方式進行表述：“被告人×××自愿真誠悔罪，并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取得了被害人諒解，被害人出具了諒解書，雙方當事人在本院主持下達成了和解協議，故依法對被告人×××從輕處罰（或減輕處罰，或免予刑事處罰）”；在裁判依據部分，應當援引刑事訴訟法第290條、司法解釋第596條規定作為從寬處罰，特別是減輕處罰的法律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