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冼恒漢被解除多個職務，表態：我調走！與搭檔合作不愉快

1977年初夏的中南海小禮堂里，會議剛散，一位臉龐黝黑、說話帶著南方口音的上將悄悄合上筆記本。他就是冼恒漢，年過六旬，卻仍一身硬朗勁兒。散會的間隙，有同志低聲問他：“老冼，這回真要離開蘭州？”他只是擺擺手，淡淡一句：“我調走。”

把畫面倒回到四十年前。1936年冬天，二十二歲的冼恒漢隨紅軍長征到達陜北，黃土塬的風沙刮得臉生疼，他卻一句話也沒抱怨。從那時起，這個出生在廣西桂林的年輕人，命運就和西北荒原拴到一起。革命戰爭、三大戰役、西北解放，他一路打到蘭州，站穩腳跟。

1949年9月，第一野戰軍西進告捷，西安至蘭州的鐵路線剛剛通車。西北軍區重建政治部，賀龍親自點了冼恒漢的名，讓他當副主任，協助廖漢生管政治工作。那一年，冼恒漢三十五歲，正是沖勁最足的時候。幾個月后，廖漢生升任副政委，冼恒漢順勢成為政治部主任，自此扎根蘭州。

蘭州的條件艱苦，缺水是老大難。到了五六十年代，黃河邊的風沙依舊漫天。冼恒漢常說：“兵要吃糧，百姓也要吃飽肚子，不打仗也得打水。”于是，修水渠、建泵站、推廣旱作節水技術成了他的心頭要事。1964年，榆中縣高壩渠竣工那天，他穿著布鞋翻山越溝，跟鄉親們蹲在渠邊試水，興奮得像個孩子。

1955年，蘭州軍區正式組建，他擔任政委，從此再沒離開過這個崗位。軍隊需要他，地方也離不開他。1967年初，中央命軍隊“支左”，穩定局勢。冼恒漢臨危受命，穿梭于軍營和省府之間。1968年8月，他兼任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肩頭責任陡增。彼時的甘肅，三線建設拉開帷幕，工地遍布河西走廊，然而糧食仍舊緊巴巴。冼恒漢把大部分時間耗在鄉下，他常說：“種好糧，別讓娃娃餓肚子，再窮也不當逃荒人。”

經過五六年折騰，甘肅糧產終于見起色。到1975年，全省總產量比1969年番了一倍，外調救濟糧的計劃被取消，農民們自家口袋里攥著糧票，神氣了不少。可就在這一年，蘭州鐵路局接連出亂子：列車晚點、機車停擺，軍工物資堵在車站。國務院急了，中央批示徹查。因為包干協助地方的慣例，冼恒漢被點名“從重關心”。

“你們鐵路別跟我躲貓貓！”這是他在一次緊急會上拍桌子的原話，現場氣氛僵得能滴水。遺憾的是，思路不同，動作不一，效果并不如人意。后來中央結論寫得直白：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蘭州鐵路局出現嚴重混亂，與軍區和省革委會領導處理不當有關。

再把目光拉到1976年底。韓先楚調任蘭州軍區司令員，兩位老戰友理念各異。一個重視糧食民生，一個強調部隊戰備；一個說“先穩地”，一個喊“先練兵”。多次會議無果后，冼恒漢曾私下告訴身邊秘書：“掰不過，也不愿掰。”矛盾被層層上報，最終擺到中央。

1977年3月，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上，決定調整蘭州軍區主要領導。會后，葉帥叫住冼恒漢，半開玩笑：“老冼，換個地方歇歇腳？”對方沉吟數秒，點頭：“我調走。”這句決心，既有自知之明，也帶著無奈。政策還是那條——“治病救人”。組織沒有撂狠話，只是讓他返京待命。

回到北京，他住進總政招待所，一張單人床、一部電話、一摞書。時間一晃就是五年。期間，部隊換裝、國防現代化提速，可留京待命的人事命令始終沒落在他頭上。朋友來看他，問得多了，他就笑著糊弄過去：“老兵服役期長，歇歇也好。”

1982年春，蘭州再度來電，請他回去“協助調查”鐵路局舊案。冼恒漢乘機車入隴，長風卷黃沙，他卻滿懷復雜心緒。調查一開場就“火藥味”十足，各式檢討、對照、批評會連軸轉。三個月高壓，他舊疾復發，住進蘭州軍區總院。病房里，他對老部下說：“心結沒解，人就要垮。唉，這算自家種的因，自家受。”

同年秋，他被正式批準退出現役。六十八歲，肩章封進錦盒，留給歷史博物館。他選擇留在蘭州，把家安在皋蘭路的舊樓，繼續關心農田水利。有人勸他南下養老，他擺手：“到這兒三十多年，早成蘭州人。”

閑來無事，他用毛邊紙寫回憶錄，斟句酌字，盡量平實。偶爾朋友造訪，問起當年的紛爭，他只說：“材料都在，誰愿意研究就去翻。我說多了，不公道。”深夜燈下，他常寫到半截停筆，長吁：歷史的手，很重，也很長。

1989年盛夏，他因病去世，終年七十五歲。治喪通知極簡，連靈柩都安放在蘭州軍區小禮堂里。送行的多是老戰友和當年他下鄉認識的農民，粗布衣衫，手里攥著自家種的瓜果。從軍三十多年，他的履歷稱不上耀眼，卻也并非黯淡。他曾把甘肅的糧倉從勉強自給拉到余糧外調，也曾因抓鐵路而陷入漩渦；他率真剛直，卻又缺乏妥協的耐心；好運與波折，如黃河水一樣，曲折奔涌。

蘭州軍區如今已改制，當年會場的塵埃早被日子掩埋。冼恒漢的檔案里，有幾頁依舊留白，等待后人補寫。榆中那條當年通水的灌渠卻仍在流淌，每到春灌，渠畔老人偶爾還會提起他：“冼老政委當年就站在渠邊，看水一寸寸流進麥田。”無需更多評說，這句質樸的回憶，或許就是他在大西北最樸素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