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剛抵陸，島內民調變天，賴清德支持率驚人，我大使一錘定音

現在看來，收復臺灣省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了。

國民黨貴客剛剛來到大陸，島內民調變天，賴清德支持率驚人。

隨后，我駐澳洲大使一錘定音，島內頑固分子破防了。

倘若要評選近期最讓“臺獨”分子感到透骨寒意的時刻，絕非某一次軍演轟鳴的震懾，而是肖千大使在澳大利亞那場看似波瀾不驚、實則暗藏雷霆的表態。

事情的起點并不復雜，2月2日，蕭旭岑率領約40人的國民黨代表團抵達北京，從公開釋放的信息來看，這趟行程刻意淡化政治色彩，強調智庫交流、技術合作和務實層面的溝通，幾乎可以說是在竭力回避任何可能被解讀為“政治表態”的內容。

動機并不難理解，在當前高度對立的氛圍下，國民黨希望至少保留一條溝通渠道，為已經結冰的兩岸關系撬開一道縫隙，這是一種風險極高、但成本相對可控的嘗試。

就在代表團尚未結束行程之際，臺北方面給出的反饋卻異常明確，而且完全以“數字”的形式呈現。

多家島內媒體幾乎同步滾動發布賴清德最新的民調信任度數據，46.9%的支持率不僅沒有下滑，反而超過了不信任度的43.3%，形成了所謂的“黃金交叉”。

在一個被不斷渲染為“高度危險”的年份里，這樣的結果本身就足夠反常，按常理推斷，緊張局勢應當促使社會對緩和、對穩定產生更強烈的需求，但現實卻呈現出相反的走向。

這種反差并非偶然，而是長期運作的結果。民進黨當局已經將“恐懼動員”發展成一套成熟機制，從輿論預警、安全提示到側翼媒體的同步放大，幾乎形成了即時反應鏈條。

與大陸有關的任何交流行為，都會被迅速貼上“滲透”“統戰”的標簽，在輿論場中被反復放大。

久而久之，社會內部逐漸形成一種扭曲的安全認知：對抗本身被等同于安全，距離越遠、言辭越激烈，反而越被視為自保手段。

這種邏輯在外部看來近乎自相矛盾，卻在封閉的信息環境中被不斷強化。

相較之下，主張維持溝通、強調“九二共識”和民生優先的國民黨內部路線，則在民調中持續承壓。

結果是，試圖扮演兩岸緩沖角色的力量，反而在藍綠夾擊中被迅速壓縮，在這種背景下，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浮出水面，那就是民眾黨及黃國昌的角色變化。

對一名政治人物而言，無法前往大陸或香港，本應被視為處理兩岸事務的明顯短板，但這一限制卻被重新包裝為“立場證明”。

通過強調“被封鎖”的狀態，并將其轉化為“堅持原則”的象征，相關政治敘事成功吸引了部分年輕選民的注意力。

“棋子論”“生存指南”等說法被不斷拋出，本質上是在向社會兜售一種高度功利化、低成本的避險心態，而非解決問題的路徑。

這種政治生態最終帶來的，是激勵機制的徹底倒置。推動交流的聲音被迅速污名化，支持率隨之下滑；強調對抗、不斷拉高緊張感的表態，卻在民調中獲得正反饋。

理性討論被邊緣化，極端口號成為輿論場中最具傳播力的內容，于是，一邊是有人謹慎地嘗試修復關系，另一邊卻在不斷加碼風險，而社會情緒反而為后者鼓掌。

如果把視角僅限于島內政治操作，這套邏輯或許還能自洽，但一旦放到更高層級的法理框架中，就會顯得異常脆弱。

長期以來，一些島內政治人物試圖在“既居住于此、又否認主權歸屬”的矛盾狀態中反復操作，幻想通過模糊空間換取最大利益。

但從國際法角度看，這種“豪宅博弈”并不存在現實基礎。個人或群體可以擁有不同的身份認同，但這種認同并不能改變土地的法理歸屬，更不能通過內部投票重新定義主權。

正是在這一層面上，所謂“2300萬人決定論”被直接否定，涉及領土和主權的問題，本質上是二戰后國際秩序所確立的結果，而非地區內部政治動員可以左右的事項。

民調、選舉和輿論操作，最多只能影響島內權力分配，卻無法改變既定的法理框架。

回到現實，當短期民調被不斷抬高，是否真的意味著安全感的增加，反而值得警惕。政治操作可以制造上升曲線，卻無法消除結構性風險。

當對抗被當作唯一選項，空間只會被進一步壓縮，法理層面的信號已經十分明確，而時間并不會因為島內的猶豫而放慢腳步。

等到真正需要面對結果時，曾經的支持率高低，恐怕早已失去意義，真正留下的，只會是那些無法回避的歷史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