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自愿”變成集體沉默：家委會與護學崗，誰在悄悄轉嫁成本？

最近，“家長舉報家委會3年收10多萬元班費”、“家長花50元雇人值護學崗”兩條新聞同時掛上熱搜，作為一只老單身狗，可能很難真正理解做家長們的“困境”，他們在一張看不見的關系網里， 好像可以不參加，是“自愿”；但若不參加，一切后果自負。

遙想當年上學時，是沒啥“家委會”，也沒啥“家長護學崗”，特別是“護學崗”，聽起來就像保安站崗執勤，很難理解會有多少家長“自愿”，不用上班掙錢的嗎？

現在就不一樣了，“家委會”是教育部門文件里鼓勵建立的“家校協同”組織；“護學崗”則被包裝成家長對孩子安全負責、為學校分憂的“溫情參與”。

一連串看似溫情的制度創新，最后落在普通家長頭上，會不會變成了：“自愿”參加的義務勞動、“民主”協商的被動服從、“安全”名義下的時間與金錢轉移。

先說“家委會”，在政策文件中，“家長委員會”是被明確鼓勵的，官方表述里，它是家校溝通的橋梁、民主參與校務、監督學校收費、支持課程活動開展：代表家長監督、建議、溝通。

但時不時出現的關于“家委會”的熱搜來看，在很多學校的實踐中，它好像更像一個“家長版后勤部”，負責收錢、組織活動、配合老師布置任務、拉贊助、準備禮物、搞節日儀式，甚至替學校挨家挨戶“動員”。

哪個家長熱心，領導有資源，出手闊綽，會在群體中慢慢形成某種“聲望”；老師在分配一些邊緣性資源時，比如小干部、活動名額、推薦機會，難免會更熟悉、更多接觸這些人，即便老師沒有任何“權錢交易”，大多也是“不想得罪家委會”。

于是，紙面上的“家長監督學校”，在現實中往往變成了，家長們互相監督、互相施壓，在教育系統的外圍，生成了一套“半官方、半民間”的權力結構。

再看“護學崗”。表面上，這是個再正當不過，為了孩子路上安全，社會不可能全靠民警和城管；于是很多地方開始出現家長輪流站崗指揮交通、維持秩序的“護學崗”，要求也是“自愿參加”、“輪值排班”、“家校社共治”、“共建安全校園”，看起來非常美好：但問題是，這到底應該是誰的責任？

“安全護學”理應是公共服務的組成部分，不是家長義務。如果警力不足，要解決的問題是增加警力或優化勤務；如果保安配置不夠，要解決的問題是督促學校配齊安保力量。

而不是打開一個口子，把公域責任轉化為私域負擔, 對于上班族來說，這不是“參與社會治理”的光榮，而是實實在在的成本， “家長花50元雇人值護學崗”，本身就是一種諷刺，一個原本該由專業人士承擔的公共安全職責，通過家長“志愿者”形式，轉移到了家庭頭上；又通過“雇人代崗”，進一步變成一個小型“外包市場”。

“自愿”二字，在一個權力不對等的結構里，往往成為一種溫柔的威壓；學校與家長，是典型的不對等關系結構：學校掌握著對孩子的評價權、推薦權、各類活動參與權，老師握著最頻繁、最直接的溝通渠道，能輕易影響一個孩子在集體中的處境；

當學校有要求時，大多家長即便不愿，也難免擔心“孩子受到牽連影響”，這時候，是否 “自愿參與”，表面上由家長決定；實際選擇已經被集體壓力和隱形權力結構，提前寫好了答案；有時，甚至連“拒絕”，就會被解讀為 “不支持老師工作”、“不重視孩子教育”。

一個社會如果經常把這些心理壓力當作“自愿”的一部分，那“自愿”就不再是道德上的高尚，而是技術上的掩飾。

也許，有人會說“關鍵還是人，有些家委會還是好的”；但問題是，當一個制度的良好運轉，需要嚴重依賴“人品”“覺悟”“運氣”時，這個制度本身就有問題。

一個健康的設計應該是，就算遇到不太靠譜的人，制度本身也有足夠的約束與糾偏機制；就算個別人有過度熱心的沖動，也有邊界讓他停下來，而不是帶動全體上頭。

但現實往往是，制度模糊，把責任推給個人道德；責任模糊，把問題歸咎于“個別現象”。

當出現班費亂收的時候，就說“這是個別家委會不規范”；當家長護學崗引發爭議，就說“這是家長自愿自發”，問題被切碎成一個個“個案”。

但從宏觀層面看，這些現象，折射的其實是同一個問題，一些本應由社會與學校承擔的責任與成本，正悄悄的轉嫁給家庭個體；表面上，是在建設“家校社協同育人”；但在實際操作中，很容易滑向“公共權力保持姿態，家庭承擔實際成本”。

也許，最值得警惕的不是那10萬塊班費，也不是那50元代值護學崗，而是家長在面對這些現象時，心中那句習慣性的自我安慰：“也還好吧，大家都這樣。”

“大家都這樣”，是許多問題得以長期存在的理由；可是，如果仔細回憶，事情原本應該“不是這樣”。

家委會應該是溝通渠道，而不是學校后勤；護學崗可以是公眾參與，但不是責任外包；家校合作應該是互相尊重而不是一方順從，如果總是依靠這樣的“悄然順從”來維系運轉，久而久之，真正的理性討論和公共協商空間就會萎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