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率改革重塑公募基金：績優人才「奔私」，產品「被動化」加速｜氪金·金融

作者|王晗玉

編輯|黃繹達

封面來源|視覺中國

公募行業越來越難留住優秀的基金經理了。

7月，基金公司二季報披露完畢，行業整體人才、管理規模雙雙創出新高的同時，基民繼續撤離主動權益基金，更多明星基金經理也加速離開這個行業。

7月17日，又一位知名基金經理離職。安信基金公告稱，張翼飛因個人原因于7月15日離職，消息稱其下一程將加入私募行業。

這是今年第197位基金經理離開公募,而去年全年離任的基金經理有357位。

費率改革改變了昔日這個高薪行業“旱澇保收”的經營模式，而浮動費率下基金經理考核標準更細、更嚴，也將導致后續一段時間公募市場上的主動型產品更加保守、趨同，一部分績優者可能無法延續此前的風格，轉而奔向更靈活的其他資管領域。

風格被束縛，“錢景”不可期

從此前多位公募基金經理離職后的去向來看，進入資管機構或私募是主流選擇。

在安信基金張翼飛離職之前，今年還有景順長城鮑無可、華商基金周海棟、中歐基金曹名長等知名基金經理均已宣布離職，其中多位被傳將加入私募機構。此外，易方達基金張坤今年5月也從副總經理的高管職位上卸任，其后專注于投資管理工作。

張翼飛在寫給投資者的公開信中表示：“我將繼續從事資產管理行業”，“用一種在長期內風險友好型的、有積累性的、行穩致遠的絕對收益投資方式為大家服務，與大家相處。”Wind數據顯示，張翼飛離任前共管理著9只基金，總管理規模超過300億元，任職期間9只基金回報均為正，回報超過30%的基金有5只。

績優者大批“公奔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公募行業的風險偏好及管理靈活度限制了部分基金經理的發揮。而如何通過合適且合規的薪酬激勵留住人才，也正成基金公司迫在眉睫的挑戰。

此前上一輪“奔私潮”在2020年的牛市行情中悄然開啟。在基金公司投研崗位任職近20年，從基金經理一路行至管理層的方益，也在那時階段離開公募，如今在一家私募基金主導二級市場投資。他告訴36氪，從業第20年時決定“公奔私”的核心原因是自由度。

“在平臺（公募基金公司）里面的好處是資源足夠多。但我們始終是平臺的一部分，很難主導整個團隊的發展方向。比如你信奉價值投資，但整個團隊能不能堅守價值投資的方向，實際不由你說了算。”

以方益為代表的一批基金經理“奔私”是為了跳出平臺約束，在更靈活的框架內開展投資。這種靈活性源于私募行業相對公募執行不同的風控和合規標準。而與之類似，從去年下半年延續至今年的大規模公募離職潮，亦是受到了行業費率改革和業績考核調整的影響。

今年5月7日，《推動公募基金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發布，明確了基金經理薪酬需與業績掛鉤。再往前回溯，去年4月發布的新“國九條”預示了公募行業的“限薪”趨勢；2023年7月證監會啟動了費率改革。

更早之前，2019年-2021年，伴隨互聯網銷售渠道崛起，公募基金帶著流量思維掀起一波“造星運動”。談及那一時期，一位目前仍在職的基金經理提到，入行幾年的人拿到百萬年薪是比較現實的預期。“如果是在大的基金公司，管理規模還可以，業績也比較好的話，一年應該能拿三四百萬（計入獎金），明星基金經理就是上千萬。”

而費率改革的推進，完全改變了基金公司過去按固定費率收取管理費的局面。具體而言，《行動方案》要求對管理產品三年以上業績低于業績比較基準超過10個百分點的基金經理，其績效薪酬“應當明顯下降”；對于業績顯著超越基準的基金經理，可合理適度提高薪酬。

從前期的壓降固定費率，到如今打破“旱澇保收”，基金經理薪酬的天花板肉眼可見降低了。而基金公司順應《行動方案》做出的考核細則調整，客觀上進一步限制了部分基金經理的發揮。據36氪了解，目前各家基金公司考核細則各有區別，但總體而言就是相較之前規則更細、指標更多，如設置業績比較基準、加強中長期收益考核占比、考核基民盈利能力等。

方益與前述基金經理均認為，這一趨勢將迫使部分基金經理無法向以前那樣堅持自己的投資風格。如投成長股的，前兩年大概率業績慘淡而無法滿足考核標準；賭性重或者喜歡搏一把的，也會因為漂移過大而在下跌階段面臨降薪。

“因為這些限制，有些人就離開（公募行業）了。有的進私募，有的進資管，有的會出來自己管錢，有的去做教培了”。方益說。

公募基金開啟“被動化”進程

對于仍堅守在公募行業的基金經理，短期內還將面臨規模被動贖回的尷尬。而中長期后，整個公募市場可能會是資金向頭部機構集中、產品向被動管理靠攏的局面。

當前主動權益基金的贖回壓力頗大，基金二季報顯示，截至今年6月末，公募基金管理規模達34.05萬億元，創下歷史新高的同時，主動權益基金規模持續下滑，截至二季度末收于3.41萬億元，環比一季度末微降約400億元，對比三年前，2022年二季度末還有5.43萬億元。

同一時間，基民大規模涌向債基、貨基和被動指數產品。二季度，債券基金獲凈申購4592億份，申購比例5.17%；貨幣基金獲凈申購8876億份，申購比例6.88%；截至6月末，ETF總規模達4.31萬億元，環比增長13.42%。

實際上，自去年“924行情”以來，主動權益基金業績已有一定改善。據富國星投顧數據，今年二季度單季度產品收益率集中在0%-5%區間的占比已經在45%左右。然而，此前“虧了三年”幾乎是廣大“養基人”的共識。查詢Wind數據，截至2024年9月23日，有數據統計的2077只股票型基金中，近三年取得正收益的只有94只，占比僅約4.53%。

因此“924行情”后，即使當前市場存在結構性行情，且賺錢效應增強的情況下，基民卻更傾向于撐到回本、解套離場。方益也預測，短期內公募市場仍將是“凈值越漲，越贖回”。他坦言“過去三年市場虧得太厲害了”，導致基民對主動權益基金明顯缺乏信心。

而從中長期來看，基金費率與業績掛鉤，也將推動投資者從“追逐短期收益”轉向“關注長期回報”。反映到市場上或將呈現優勢向頭部集中、被動產品成為主流等變化。

此前，國際經驗顯示，浮動費率機制通常會加劇行業集中度顯著升高。頭部公司憑借更完善的風控體系，在市場波動中更易維持費率穩定性，而中小機構若因業績波動導致費率頻繁調整，產品被贖回的壓力可能進一步加大。

如本輪公募基金費率改革下的首批26只浮動費率基金中，頭部公司產品募集規模就明顯高于行業平均水平，單只產品平均募集約10億元，大幅高于年內主動權益基金4.4億元的均值。

而且，伴隨考核標準細化、績優人才流失，公募市場日后大概率也將以被動產品為主。

前述基金經理就向36氪坦言，其適應新的考核機制最穩妥的策略就是獲取一些超額收益，但不再搏過高的彈性。

“因為如果短期沖到很高，除非我能在高位完全撤離，否則后面很可能會跌下來。這樣勢必導致我短期凈值表現好的時候，會有一堆散戶沖進來買，之后再下跌，他們又虧了，最終導致我的‘基民盈利’這項指標表現不好。”他進一步解釋。

方益也預測，后續基金經理多數會盯緊業績比較基準，而不做過大偏離，力求業績穩中向好，以保薪資穩定。由此各家產品也將失去明顯的風格差異，屆時“主動權益基金可能就更像是指數增強型產品了”。

參考美國共同基金行業的發展路徑，從2008年金融危機后開啟“被動化”進程。彼時美國共同基金旗下的主動管理型產品長期跑輸指數，同時大批頭部基金經理因激勵機制不足轉向對沖基金，導致共同基金投研能力出現弱化，其負面影響亦會進一步拖累產品收益率。而被動基金則憑借低費率優勢、持倉透明度高、收益相對穩定、確定性高等優勢吸引大量資金流入，行業格局由此被重塑。

反映到具體數據上，2010-2019年，美國被動基金凈流入2.5萬億美元，主動基金凈流出2.6萬億美元。與此同時，對沖基金則憑借靈活的投資策略和激勵機制成為阿爾法收益的主要生產者，這與當下國內公募市場正經歷的變化十分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公募人才離職后的主要去向，國內私募基金市場的確正迎來利好。

以往在公募行業，要想成為基金經理，名校經歷是必要條件。而私募基金從業人員的背景相對復雜，存在不少所謂的“江湖派”，其成功經驗缺乏穩定性、邏輯性和可復制性。在方益看來，未來有更多大平臺、學院派的公募基金經理進入私募，有望把這一行業變得細分，更科學。

因此，私募基金專注阿爾法收益，而公募基金貝塔屬性日漸強化，或將成為這場費率改革引發的長尾效應。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方益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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