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概念與方法丨蔡彥麗：人類學的道路研究綜述

主持人語

現代民間文學研究已一個多世紀了，翻檢這些著述，能夠過濾出諸多有學術價值的概念。這些概念被制造出來以后，大多數的境遇是被懸置，沒有得到有意識地言說和闡釋，便無以演繹成學說和思潮。本土概念的空虛是中國民間文學理論難以深化的病灶。概念需要不斷地闡釋，以構建概念之間的關系圖式，這是建立中國特色民間文學話語體系的必由路徑。而如何增加概念出現的頻度并豐富其內涵又是最值得訴諸于學術實踐的關鍵問題。

——專欄主持人：萬建中教授

主持人介紹

萬建中，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文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聯全委會委員、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出版學術專著三十余部，發表學術論文二百三十余篇。曾獲國家級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一等獎、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一等獎、寶鋼優秀教師獎，第六屆和第九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第七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三等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特等獎、兩次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優秀民間文藝學術著作獎。

作者介紹

蔡彥麗，云南民族大學社會學院碩士生。

人類學的道路研究綜述

摘要

人類學界一直關注“道路”研究，如重構人類遷徙路線、關注古道物質與文化交融遺存、討論民族走廊、探討資本流動力量等，同時關注腳下真實的道路。周永明提出“路人類學”概念，研究者提出“路學”“道路的人類學研究”等主張，從學科高度、文化遺產、道路節點、聚落社區等方面進行了研究。人類學的道路研究成果頗豐，但主要集中于對公路的研究，鮮見其他道路形式。

關鍵詞

道路；人類學；聚落

“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人類的歷史即是人類的遷徙史，人類與流動息息相關，體質人類學關注人類這一物種從非洲開始的全球遷徙路線，民族學關注民族遷徙走廊，考古學關注古絲綢之路留下的物質文明與今天殘余文化交融證據，歷史學關注政治、經濟等導致的遷徙實踐。當前，可以通過大數據了解人口流動方向、資本流動趨勢，人類學開始關注人口流動的媒介，即道路——腳下的真實道路。周永明首次提出“路人類學”概念，周大鳴、趙旭東等提出“路學”“道路的人類學研究”等主張。筆者分類梳理收集的國內相關道路研究文獻，以供學界參考。

1

道路研究的學科高度

周永明最早提出“路學”概念。他分析了當前道路研究的現狀，結合功能主義與現代性視角，探討了漢藏公路的生產、使用、建構、消費，建構了全新的“路學”研究框架。

周大鳴是國內道路研究專家之一，在第16屆人類學高級論壇上論述了從走廊理論到走廊與民族形成的基礎，分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形成。他的研究成果較多。1）道路研究的意義、途徑。道路是國家統治的基礎，促進了沿途聚落的繁榮，而道路的修建是現代民族國家構建的方式，對當代國家戰略的實施有重要意義。道路是一種基礎設施，就人類學視角而言，道路研究也是“物”的研究，并延伸至“物”與人產生怎樣的關系，即道路承載人的觀念與文化。道路還是一種特殊的空間、區域研究視角。現代交通對當代社區產生了重要影響，如空間居住的區隔效應、時空張縮效應、中間消除效應越來越明顯，城鄉聯結方式發生轉變。2）從互聯網、快速交通的角度探討人類學研究的變化，解答如何面對快速交通帶來的變化。他認為，“路學”研究要另辟蹊徑，突破傳統學科限制，綜合不同學科。3）從“路學”視角總結道路與中國城鄉結構的變遷，史前時期，聚落是獨立單元，重視防御性；傳統社會時期，聚落交通復雜，平原地帶以陸路、水路為主，山地丘陵依舊首要考慮防御性，草原地區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馬，城鄉呈現“串聯”“并聯”兩種結構；工業社會時期，封閉聚落走向開放，不再因防御而犧牲便利的對外交通，道路網絡快速發展產生了時空張縮、中間消除等效應。他對山西大靳村進行了個案解讀。

趙旭東在對互惠人類學的思考中提出通道研究。他認為，人基于互惠拓展行動空間，這種空間是人社會化的一部分，通道對互惠人類學的研究有一定的學科意義，互惠原則是“一帶一路”可持續發展價值觀的基礎，也是人類學家考察“一帶一路”沿線文化差異、社會差異、觀念差異的基礎。

周恩宇以“物”的研究為緣起考察道路研究的人類學興起，以黔滇古道的經驗為基礎建構框架。他認為，道路民族志可以從道路修建與民族國家、道路互通性與族群間文化的交融與沖突、道路的時空伸縮性與區域脫貧路徑、道路的權力控制與發展權分配4個維度進行研究。

有關道路的歷史人類學考察集中于各地區尤其是西北、西南地區的古道。李圳對陜甘青茶馬古道進行調查，分析了明清時期涇陽、洮州、玉樹3個城鎮在西北茶馬貿易中的發展歷程。茶馬貿易促進了沿途城鎮的發展，在明后期還促成了“嗜茶如命”的生活習慣。周恩宇回顧了西南地區的民族走廊、道路等方面的研究，分析了黔滇古驛道形成的地理基礎、歷史特殊性，研究了從道路延伸到黔滇古驛道對貴州社會文化的型塑性、道路背后蘊含的權力和功能轉變，反思了現代道路修建中需要注意的公平、速度、效率等問題。西南地區民族多樣，黔滇驛道研究繞不開族群關系的討論。趙旭東、周恩宇通過黔滇驛道闡釋道路與族群關系“一體多元”的內涵，理論層面，從空間視角回顧了國內外研究及道路的隱喻；實踐層面，回顧了社會學、人類學既有的道路研究框架結構。他們認為，路通人至，歷史上隨軍遷入的軍人和漢族百姓逐步占領黔中腹地，打破了以往穩定的族群格局，當地人與外來者互動，國家意識下的“一體”通過暴力手段、修筑驛道系統、衛所影響族群社會的“多元”。法國殖民者要求在中國境內修建鐵路是清朝王權與現代國家主權之間的一種對接，鐵路占用土地，喪失土地的家庭失去了物質基礎、祖先的延續、他們最大的象征價值的物件，因此，民間敘事中對滇越鐵路修建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敘述自我時會“抬高”自我形象，描述他者時會“丑化”他者形象，這種敘事背后是殖民化的隱喻，是地方性知識重構基礎上邊民社會真實歷史的建構。在殖民、皇權雙重壓力下，除了敘事上體現的反抗之外，還有用暴力手段抵抗。張應峰對1899-1900年的山東高密阻路運動進行了歷史人類學考察，借以認識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形態。他從“關系”角度分析，自我內部關系是官、紳、民的關系，核心是利益，利益需求導致三者關系不斷變動；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即民眾與德國殖民者的關系，雙方的互動是兩種文明、兩種思維沖突的表現。他進行了理論總結，在歷史事件中才能檢驗社會的穩定程度；反思了薩林斯提出的“并接結構”，個案中體現的是極強的現實性而不含任何宗教因素，這也是“中國式抵抗”的原因所在；不同于西方“天賦人權”，中國的“權利”意識以經濟利益為核心；在沖突中看到不同群體的力量互動，但民眾作為力量主體往往被忽略。

2

道路作為遺產與旅游

高凌鵬以人類學的田野方法指導昆石鐵路沿線調查研究，從社會變遷的歷時性角度講述不同時期昆石米軌的情況，討論昆石鐵路未來走向，提出昆石米軌申請世界遺產的必要性。

吳興幟關于滇越鐵路的研究成果較多，集中于遺產視角。1）《滇越鐵路遺產化道路研究》論證了滇越鐵路的遺產化及其路徑，預估了可能面對的困境并提出對策。2）《滇越鐵路與邊民社會現代性》拋開滇越鐵路物質本身，探討了作為滇越鐵路的物如何對邊民產生影響，如何影響邊民的現代性，梳理了人類學理論史上物質研究歷程、滇越鐵路的百年歷史及其邊民衣食住行的改變、人口流動、當地宗教信仰的變化。3）遺產不僅僅是物與人的分裂關系，還是通過講述筑起的物與人的橋梁。《物質文化遺產：自我表征的載體與符號——以滇越鐵路遺產物為例》回答了“文化遺產的原生主體是誰？”遺產屬于某一特定人群共同體的表述與記憶，滇越鐵路這一文化遺產留下了完整的鐵路社區，還通過人們表述流傳的歷史事件實現了“自我”疊加，遺產屬于當代，也屬于后代，因此，個體保留滇越鐵路中的物件并傳遞給下一代是自我延伸的一種方式。4）滇越鐵路創造了獨特空間，形成了邊民特有的集體記憶，如看到機車就會聯系歷史事件與大人物，空間的衰落影響了社區的集體記憶，社區中重要人物的離去讓人感覺有所缺失，而人們收藏的有關滇越鐵路的物件強化了集體記憶，讓集體記憶有了“物化的符號表征”，通過物質符號證實集體記憶。集體記憶的表述中還存在重構現象，報道人通過文物的文化再生產凸顯其社會價值，文物是他們共同記憶、社區情感的文化載體。

石穎川以城市工業遺產為出發點，論述北京西直門火車站在中國鐵道史上的重要地位，介紹臺灣高雄火車站、印度大吉嶺——喜馬拉雅鐵路、意大利工業遺產與生態博物館的嵌合、日本社區營造等工業遺產保護、再利用的經驗，反思城市發展中工業遺產的問題。

道路作為一種物質文化，在某種程度上與旅游分不開。凌文鋒聚焦茶馬古道，回顧了茶馬古道的歷史。茶馬古道的區域劃分有狹義和廣義之別，狹義的指云南、四川等傳統產茶區域，廣義的指中國西南地區和西北地區的甘肅、寧夏，南亞，東南亞的緬甸、老撾、印度等。凌文鋒認為，茶馬古道有線性、跨區域性、多樣性、探險性、活態性等特征，是一種旅游資源，也是當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作為旅游資源給沿線地域帶來了新的問題，如潮水般涌入的游客會給古道帶來什么威脅、跨區域的景觀開發如何協調各方的利益。

道路作為一種旅游景觀會對沿途社區產生什么影響？沿線原本封閉的社區如何卷入全球化和現代化進程？孫九霞、王學基對川藏公路林芝段的魯朗鎮進行調查，認為道路推動了藏區的“旅游中心化”。在這種推動下，傳統的藏族社區生計方式發生轉變，路畔經濟興起，道路與社區的關系變得緊密且復雜，政府部門觀察到了這種經濟的變化，由此，邊緣社區進入公共政策視野，維護道路暢通，彰顯“國家意識”，打造國際旅游小鎮。傳統社區借助道路與旅游的力量實現“去邊緣化”并卷入全球化與現代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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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上的節點——集市與碼頭

道路的完整意義是路線與節點的統合，因此，道路沿途集市與社區是路人類學研究的重要部分。吉娜以滇西北維西縣皆菊集市為田野點，指出道路網絡變遷、集市發展對周邊村鎮經濟、文化、社會產生影響，對鄉村而言，集市具有整合作用，整合了集市內部、皆菊周邊的空間，街子里的時間，同時，集市作為路網的延伸，勾連了鄉村與外部市場。吉娜關注集市空間的整合作用，魏文平聚焦廣西龍州縣水口老街邊民的經濟身份。老街人從肩挑小販逐漸變為外來資本的“打工仔”，經濟方式隨之變化，主要因素為通過道路輸入老街的國家政策（權力）、外來客商（資本）、老街人擁有的資源對抗等。湘、贛、閩、粵、桂等，集市稱為圩市，趕集亦稱趕圩。何彩園剖析了廣西那坡縣平孟圩中的趕圩群體、圩市商品的社會結構，探討了圩市的經濟、社會功能，展望了未來邊境圩市的功能，“圩”的經濟功能是嵌合當地社會關系，對經濟相對落后的少數民族地區而言，圩市特有的圩期交易將長期存在。西北地區的霍爾果斯口岸是重要的對外口岸。趙萱從邊境人類學視角分析了距離邊境線較遠的老國門產生的閾限與破碎。老國門距離邊境線較遠，導致社會權力、土地關系不清晰，邊境線兩邊的邊民說不清楚邊境線的位置，只能通過對邊界道路和生活的直觀體驗感知邊界，從而出現鐘擺式生活軌跡。新國門在老國門西1km處，距離邊境線更近，老國門的閾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邊界的疊合作用，從老國門到新國門也是從屏障到橋梁的過程，這一過程促成了中哈緊密的經濟往來。趙萱還分析了全球流動視野下地方呈現的復雜性。“地緣政治的‘去邊界化’總伴隨著區域經濟的‘再邊界化’”，而經濟、政治的差異可能導致雙方“無交流的交通”，在霍爾果斯口岸的“中哈跨境合作中心”，中國、哈薩克斯坦在商場空間布局上的差異導致了區隔，為了變消極為積極，雙方文化符號被反復挪用，而這一行為導致了錯位性的認知。除了陸路即公路、鐵路之外，水路也是重要的交通方式，水路形成的碼頭是集市的一種形式。秦嫚曼反思了現代交通與文化變遷的關系，探討了湘西自治州浦市碼頭的變遷對人員組織結構、碼頭功能、配套設施、碼頭文化敘事等的影響。周新年重點考察了水設施如何導致順德鄉村“墟”“市”轉化為市鎮。他認為“墟”“市”的轉變實際上體現了鄉村社會經濟中消費和生產的地位變化，權力集中是專業性“墟”“市”向近代化市鎮轉變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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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社區研究

4.1 道路與認同

李志農、胡倩基于云南藏區奔子欄村的調查研究道路、生計與國家認同的關系。道路變遷，沿途民眾的生計隨之變化，生計變遷的背后是道路帶來的經濟效益，而經濟效益影響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感。胡倩從社會內涵的角度論述了道路與認同的關系。她認為，不同時期、國家不同的筑路理念之下，奔子欄村的道路有著不同的文化內涵，這種文化內涵蘊藏國家觀念如何進入地方、道路如何對社區文化型塑等。道路作為國家與地方溝通的方式，就國家層面而言，是構建民族國家、強化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感、增強國家與地方聯系的一種手段；就地方層面而言，道路的建設影響當地的生計變遷、生活方式、社會關系，道路是國家與地方互動的媒介，道路建設應當滿足地方社會需要，從而讓道路的修建從國家主導變為國家與地方聯動。杜華君對寧夏北部地區的黃渠橋鎮進行了田野調查，考察了道路之變帶來的生計變化，回族、漢族共棲地域形成了內在關聯與演化邏輯。他從有形之“道”探求無形之“道”。道路承載了社區生活、社區文化、民族關系，同時也是社區變遷的動因；道路不僅是作為物的道路，還是承載諸多文化意義的社會道路。

4.2 道路與流動

熊亞平從歷史視角探討了1909-1937年華北鐵路地區秦皇島、唐山、石家莊、焦作等地人口的社會流動問題。他認為，這些地理空間的特點是有兩個主要的流動方向——村莊與城市間的流動、城市之間的流動；職業流動主要體現在以鐵路工人和煤礦工人為主，并分為全職工人和兼職工人；人口流動推動了鄉村社會變遷，主要體現在鄉村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

磨憨、磨丁兩地是中國與老撾交界的邊境小地，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借助昆曼國際公路成為中國面向東南亞的前沿陣地，而跨境商貿的繁榮伴隨各種流動。李偉良討論了磨憨的人口流動與城鎮化過程，認為，人口流動與城鎮化相互影響，人口流動加快了城鎮化進程，城鎮化加強了人口流動；文化交往與文化適應、跨境互動、民族互嵌、社區建設等值得關注。馬巍探討了磨丁與外部的關系，“一帶一路”倡議、昆曼國際公路的貫通促進了人口流動，包括通婚、留學、跨境商貿等；道路多極化促進了物的流動，信息流動也在重新構建邊界。朱凌飛、馬巍運用“空間”這一人類學專業術語探討了磨憨、磨丁作為通道沿途的社區與作為邊界節點的社區，當地人對邊界的看法，這一區域與它所面向的東南亞地區的關系，在全球性視野中的變化，從縱向視角解讀了從元代到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過程中，不同時期邊界的差異性；在通道視閾下，磨憨、磨丁通道是具有社會文化屬性的通道，從社會文化層面消解了“邊地”的存在感，通道還是具有國際政治屬性的通道，修路中向對方國展現筑路部隊的精神氣概，筑路同時也是援助鄰國的政治考量；通道是具有全球經濟屬性的通道；在邊界與通道的雙重視閾下，磨憨、磨丁兩地發生著適應與變遷。

4.3 道路與聚落變遷

邢珍珍梳理了灌松古道、成阿公路、國道213線、都汶高速4個道路時期羌鋒村的經濟樣貌，羌鋒村從最初閉塞的“鏃頭”村到商品經濟的興起，再到公路經濟模式的產生，村莊迅速整合，都汶高速公路通車，封閉的高速公路區隔了羌鋒村，導致資源壓縮的同時引發了經濟轉型；道路技術不斷升級，打開了本地與外界聯系的大門，同時，外界對羌鋒村的型塑效果越來越強。胡為佳以九河為田野點，指出道路的出現和升級是打破鄉村原有平衡的導火線，道路也在融入當地再平衡過程，這是符合社會韌性理論下的社會動態平衡理論。從微觀的、短期的視角看，高速公路會帶來區隔等負面影響；從宏觀的、長期的視角看，道路給社會變遷提供強大的能量，而社會系統內部有韌性能力，道路區隔帶來的消極影響有逐步消解的可能。朱凌飛運用“事件—過程分析”方法解讀玉獅場的修路事件與村寨形成，面對道路“全球化”的隱喻玉獅場村“地方性”的回應。玉獅場村從拒絕到接受道路是一種回應，接受道路后對森林的保護與利用、村民的生計、村寨景觀的發展趨向也是一種回應，玉獅場卷入全球化進程不可避免，傳統是變遷中的傳統，而現代也根植于過去，“我們所需要關注的是，關注‘過去’的知識是以何種方式在‘當前’的生活中得以表達”。張錦鵬、高孟然探討了那柯里村落在不同時期與道路的關系，茶馬古道時期，那柯里是重要中點；昆洛公路時期，道路距離那柯里村約0.5km，但村民挖出一條約500ｍ的便道與公路連接；磨思公路時期，村民生計方式從自給自足變為面向市場；昆曼國際公路修建后，高速公路兩側拉起鐵絲網，將那柯里村與道路的聯系區隔，那柯里謀求生計轉型，依舊希冀在“路”上做文章。關于昆曼國際公路與社區變遷的關系，宋婧討論了甘莊的變遷過程。甘莊是在驛道時期出現的村莊，在213國道時期，“甘莊華僑農村”初步繁榮，路畔經濟隨之興起，昆曼國際公路時期，甘莊從鄉村村落變為城市街道——甘莊街道，甘莊的發展與道路緊密相連，融入全球化進程，不斷建構現代性。

結束語

近些年，人類學界關于道路的研究成果頗豐。從道路類型看，主要集中在古道、國道、高速公路等，這些均屬于公路的細分類型，而道路的定義中還包括鐵路、水路、航空線，對鐵路、水路等道路類型的研究有限；從道路分布看，路人類學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區，西北地區的茶馬古道、霍爾果斯口岸比例較少，關于腹地的道路研究更少。

2018年初，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和中國城市規劃學會聯合發布《中國工業遺產保護名錄（第一批）》，其中鐵路遺產有29個，涉及車站、地域性鐵路線，根據國家統計局2019年統計公報，鐵路營業里程達1.399×10?km，2018年末高速鐵路營業總里程達2.9×10?km，根據2014年統計公報，高速鐵路運營總里程超過1.6×10?kｍ。近年來，我國高速鐵路飛速發展，“遇山開洞，遇水架橋”，充分體現快速、高效、直達的特點。傳統的綠皮火車將自然消亡為工業遺產。從綠皮火車到高速鐵路是否帶來時空張縮效應、中間消除效應，在鐵路沿線又有什么獨特性？值得深思。

周永明、周大鳴、趙旭東等從路人類學的學科高度提出學術名稱與理論方法，這些理論是在公路研究基礎上形成的，缺少鐵路、水路的實踐論證。將視野從公路轉向鐵路和水路研究可以豐富路人類學理論。

文章來源：《鎮江高專學報》2021年第4期。注釋從略，詳見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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